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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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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记得、她第一次去见他时,她装得像个孩子。二十五年以后,也就是一八三二年三月,她听说歌德病重,便立即让自己的孩子来到他身边:她十八岁的儿子西格蒙德。按照母亲的指示,这个腼腆的男孩在魏玛呆了六天,一点也不知底细。但是歌德知道:她派来了她的大使,他的到位告诉他死亡已急不可待地等在门口,贝蒂娜将亲手执掌他的不朽名声。

  死亡确实推门而入了。歌德挣扎了一个星期,到三月二十二日已奄奄一息。几天后,贝蒂娜写信给歌德的遗嘱执行人冯·穆勒大法官:“歌德的逝世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但不是悲哀的印象。我无法用语言确切地表达,但我觉得如果说它是一种无尚光荣的印象,这也许是最切近的表述。”

  我们应该仔细研究一下贝蒂娜的诠证:不是悲哀,而是光荣。

  此后不久,她要求这位冯·穆勒大法官归还她写给歌德的全部书信,她重读一遍后感到非常失望:她与歌德交往的整个故事只留下一个梗概,它也许是一部大作的梗概,但毕竟只是一个梗概,而且是很不完美的梗概。因此,她必须加工。她修改、重写、增补,一口气干了三年。她对自己的信不满意,对歌德的回信更加失望。这次重读,她才发现它们竟如此简短、含蓄,不少地方甚至文不对题,这令她很恼火。有时候他在给她的信中似乎完全没有理会她的孩童面具,他好像在用一半认真、一半溺爱的口吻在给一个女学生上课。因此,她觉得有必要变一变它们的语气:在他称她为“我们亲爱的朋友”的地方,她加上“我的宝贝心肝”,在他的严厉申斥之后,她又补上几句奉承或吹捧,声称贝蒂娜对这位如痴如醉的诗人曾产生极大的影响,俨然就是赋予他灵感的缪斯女神。

  当然,她在重写自己的书信时就更加放肆了。不过,她不曾改变其中的语气,那语气恰到好处。她所变动的是信件的日期(使他们通信的间隔不要太长,那样将可能否定他们之间亲密关系的稳定性),她删去了许多不合适的段落(例如,乞求歌德不要将她的信件示人的段落),又增加了一些段落,将某些场景戏剧化,将她就政治、艺术、尤其对音乐和对贝多芬的看法扩展深化。

  她于一八三五年写成此书,出版时书名为GoethesBriefwechselmiteinemkinde,《歌德与一个孩子的通信》。起初,谁也不曾对这些通信的真实性提出疑问,然而,一九二〇年,那些原始信件被发现,而且被公诸于世。

  天哪!她为什么没有将它们及时烧毁?

  不妨设身处地为她想一想:烧毁那些你所珍惜的文件,实在难以下手;这无异于亲口承认你将不久于人世,你说不定明日就死;于是你日复一日地推延那销毁行动,然而有一天,一切都太晚了。

  人通常都考虑不朽,却忘了考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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