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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
七 　　卡夫卡的遗嘱：并没有确切的法律意义上的遗嘱；事实上是两封私人通信；甚至不是真正的通信，因为它们从没有寄出。布洛德，作为卡夫卡的遗嘱执行人，于1924年他的朋友死后，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了它们，和一堆其他的纸放在一起，一封用墨水写，折好并附有布洛德的地址；另一封，更加详细，用铅笔写成。在他的《〈审判〉第一版跋》中，布洛德解释道，“……在1921年，我对我的朋友说我曾写了一份遗嘱，其中我请求毁掉若干物件（DIESESUNDJENESVERNICHTEN），重新审阅别的，等等。这时，卡夫卡递给我人们后来在他的办公室找到的用墨水写的那页纸，对我说：‘我的遗嘱会非常简单：我请你烧毁一切。’我还能确切地记着我给他的回答：‘……我事先告诉你我不会这样做’”。通过这个回忆，布洛德说明违背朋友遗愿的道理。“卡夫卡，”他接着说，“懂得我对他写的每一个字的狂热崇拜”；所以他很明白我不会去服从他，所以他“本来可以去选择另一个遗嘱执行人，如果他自己的打算是严肃的无条件的最后决定。”然而是否这么肯定？在他自己的遗嘱里，布洛德要求卡夫卡“毁掉某些物件”；为什么卡夫卡没有认为向布洛德要求同样的帮助是正常的事？如果卡夫卡的确知道他不会被服从，为什么他还要用铅笔，在他们1921年谈话之后写第二封信，讲出和详细说明他的打算？暂且不谈这些，人们永远不知道这两位年轻朋友就这个话题谈了些什么，况且，这个题目对于他们不是最为紧急，从他们每个人来看，尤其是卡夫卡，他那时不能认为自己格外受到不朽的威胁。 　　人们经常说：如果卡夫卡的确愿意毁掉他所写的，他本来可以自己去把它们毁掉。但是怎么毁掉？他的信由与他通信的人所占有（他本人没有保留任何他所收到的信件，至于日记，的确，他本来可以把它们毁掉。但是，那是些工作日记（与其说日记不如说笔记），他写作时它们对于他是有用的，而且他一直写到最后的日子。对于他的未完成的散文，人们也可以这样说。不可挽回的未完成，但它只是在人死的时候才是这样；在他的一生中，他总是有机会重新回到它们上面来，即使是一篇他认为失败的短篇小说，对于作家也不是无用，它可作为另一个短篇的素材，作家没有任何理由毁掉他所写的，只要他还不是奄奄一息。但到了奄奄一息之际，卡夫卡已不在他的家里，他在疗养地，并且不可能去毁掉任何东西，他只能倚赖一个朋友的帮助。由于没有很多朋友，由于最终只有一个，他便指望他了。 　　人们还说：想毁掉自己的作品，这是个悲怆的举动。这样说来，不服从毁坏者，卡夫卡的意愿便成为对另一个卡夫卡，创造者，的忠诚。在这里，人们触及到围绕他的遗嘱的传说的最大谎言：卡夫卡不想毁掉他的作品。在第二封信里他解释得非常明确：“在我所写的所有东西中，有价值的（GELTEN）仅仅是这些书：《审判》，《司机》、《变形记》，《劳动教养营》，《乡村医生》，以及一个短篇《一名禁食冠军》。《沉思》的若干本可以留下来，我不想麻烦任何人把他们送去捣碎，但是什么都不要去重印。”因此，卡夫卡不仅没有否定他的作品，反之却对它作了一番总结，试图将应该留下来的（可以去重印的）和不符合他的要求的区分开来；一种忧伤，一片平静，但是无任何疯狂，无任何判断中的绝望所导致的盲目：他认为他的所有被印出的书都是有价值的，特殊例外的是他的第一本《沉思》，大概是认为他不成熟（很难对此表示反对）。他的拒绝并不自动包行所有没有发表的，因为他把短篇小说《一名禁食冠军》也放在“有价值”的作品之列，而在他写那封信的时候，这个短篇还只作为手稿而存在。之后，他又在那些作品中加入了另外三个短篇《第一的痛苦》，《一个小女人》，《女歌手约瑟芬》。为了把它们搞成一本书，他在疗养地，临死在床上所修改的正是这本书的清样；一个几乎悲怆的证明：卡夫卡与传说中的那个要毁掉其作品的作家毫无共同之处。 　　希望毁掉的实际上只涉及两种文稿，被确定得十分清楚： 　　首先，加以特殊强调的是：隐私的文稿：书信，日记。 　　其次，他认为他没有能够写好的短篇和小说。 　　八 　　我看着一扇对面的窗户。傍晚时分，灯亮了。一个男人走进房间。低头在房里踱步；不时把手伸进头发里。突然，他发觉房间亮着灯，别人可以看见他。他用突然的动作，拉上窗帘。然而他并不是正在做伪钞票；他所要隐藏的除去他自己没有任何别的什么，他在房里走路的姿式，他的不修边幅的衣着，他的捋头发的姿式。他的舒适取决于他不被人看见的自由。 　　害羞是现代时代的一个关键—定义。这个个人主义时代今天正以不被人察觉的方式远离我们；害羞，为保护私生活的表皮反射；为了在一个窗户上有一幅窗帘；为了强调写给A的信不让B看到。向成年过渡的一种基本情况，与家长的第一次冲突，是要求有一个抽屉保存自己的信和笔记本，要求有一个带钥匙的抽屉，通过羞怯的反抗，人们进入成年。 　　古老的革命的乌托邦，法西斯的或共产主义的：没有秘密的生活，其中公共生活与私生活混为一体。普洛东珍爱的超现实主义梦想：玻璃房子，没有窗帘的房子，人们在众人眼皮底下生活。啊！透明的美！这一梦想唯一的成功实现：一个完全由警察控制的社会。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我讲到了这些：普罗扎卡（JANPROCHAZKA），布拉格之春的重要人物，在1968年俄国入侵之后，变成一个受高度监视的人。他那时经常与另一个知名反对派雪尼（VACLAVCERNY）教授往来，喜欢和他喝酒聊天。他们所有的谈话都被秘密录音，我怀疑两个朋友知道此事但毫不在乎。可是有一天，在1970年或是1971年，警察想破坏普罗扎卡的名声，把这些谈话用连播形式在电台上披露。从警察方面这是一个大胆的前所未有的举动。而且事实令人吃惊：它差一点儿成功；一下子，普罗扎卡已经名声败坏：因为，在知己之间，人们什么都说，说朋友坏话，说粗话，不正经，开低级玩笑，重复，用极端的东西震惊对方来开心，表露公开场合不能承认的异端思想，等等。当然，我们都有像普罗扎卡一样的行为，和知己在一起时，我们诋毁我们的朋友，说粗话；在私下与在公共场合表现不同是每一个人的最明显不过的经验，正是在这一经验上建立着个人的生活；奇怪的是，这种显而易见却仍然好像不被意识、不被承认，不断地被对玻璃房子的抒情梦遮住，它很少作为一种应该被捍卫的价值而被理解。所以人们只是逐渐地（因而以更大的愤怒）意识到真正令人发指的并不是普罗扎卡放肆的话，而是对他的生活的强奸；他们意识到（仿佛是受到震惊）私生活与公共生活是本质上不同的两个世界，尊重这一不同是人作为自由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分离这两个世界的帷幕不可触摸，摘去帷幕的人是罪犯。由于摘帷幕者服务于一个被憎恨的制度，这些人便一致被视为尤其令人鄙视的罪犯。 　　从这个布满麦克风的捷克斯洛伐克到了法国，我在一本杂志的头版看到了布莱尔（JACQUESBREL）①的一幅大照片，那时他的癌症已经恶化，在治病的医院门口他受到摄影记者的追逐，他用手遮住自己的脸。突然间，我感到碰见了同样的恶，使我逃离自己国家的正是这个恶，普罗扎卡的谈话用广播发表与一个即将死去的歌手遮掩自己的面孔，这在我看来属于同一世界；我想，透露他人的隐私，一旦成为习惯与规则，便使我们进入了一个时代，它的最大的赌注∶个人或脱生或消失。 　　-------- 　　①JACQUESBREL（BRUXELLES1929－BOBIGNY1978），比利时歌曲创作、编曲、演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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