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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把你的名片给我,”肯说道,“我把它夹在信封上,然后一起送到韦塞尔那儿。”

  我摇摇头。“我不想这样做。”

  “这样肯定能使他三思而行。”

  “不,”我说道,“这不是我的行事之道。”

  肯耸耸肩。“是啊,这样做也许不顶用。即使我们堵住了韦塞尔的臭嘴,日本人也许还会有别的办法。我还是没能搞清楚,昨天夜里的那篇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听到的仅仅是‘上峰的命令,上峰的命令。’不知是什么含义,什么含义都可能。”

  “一定是什么人写的。”

  “告诉你,我无法了解底细,但是,你知道,日本人对报社有很大影响。这不仅仅是指他们所带来的广告业务,也不仅仅是指他们在华盛顿的公关机构的不懈鼓噪,更不仅仅是指他们对政界人物以及党派组织的竞选赞助。这是指所有这一切都在同时起作用,而且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手段。我们不知不觉地中了糖衣炮弹。我是说,你也许会参加编辑部举行的会议,讨论一篇打算发表的文章,但是突然你却意识到,没有人想冒犯他们。这并非因为这篇报道的正确与否,也并非因为这算不算得上新闻。这不是诸如‘我们不能说那件事,否则他们要抽走广告’的问题。这样针锋相对的问题比那要微妙得多。有时候,我望着我们的编辑人员,我可以猜测到,他们不同意登载某些报道是因为他们感到害怕。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害怕什么。但他们确实害怕。”

  “新闻自由原来就是这么回事。”

  “嘿,”肯说道,“现在不是毛头小伙子说大话的时候。你清楚那是怎么一回事。美国的新闻就是人云亦云。流行的意见是掌权者的意见。眼下日本人大权在握,报纸也像往常一样传播这些流行的见解。这一点也不奇怪。只是你要小心谨慎才好。”

  “我会小心的。”

  “要是你打算寄这些照片,就给我打电话。千万别犹豫。”

  我想和康纳聊聊。现在我开始明白,康纳为什么感到担心,为什么想尽快结束调查,因为一场精心组织的旁敲侧击的进攻使人不寒而栗。一名精干此道的好手——韦塞尔确实精于此道——会想方设法,日复一日,编出新的故事来,虽然事实上什么也没发生。你会看到一条标题“大陪审团对警方的罪行犹豫不决”,可实际上大陪审团都还没有聚会呢。可人们日复一日地看到这条标题,就得出了他们自己的结论。

  问题在于,人们总是有办法编造这样的故事。到这场旁敲侧击的战斗结束时,要是你的攻击对象被认为是无辜的,你还是可以编出一条标题来:“大陪审团未能给警察定罪”,或是“地方检查官不愿起诉受指控的警察”。这种标题所起的坏作用跟定罪没有两样。

  你无法对一连几个星期充满敌意的宣传进行反击。每个人都记住了这个指控,却无人理会指控已撤销,这就是人们的天性。一旦你被起诉,你就很难再恢复正常的形象。

  情况愈来愈使人毛骨悚然,我心里感到十分不安。当我把车驶入南加州大学物理系旁边的停车场时,我感到自己变得心事重重。这时,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是局长助理奥尔森来的电话。

  “彼得。”

  “是我,长官。”

  “快10点钟啦。我想,你该来我这儿交出录像带了。你答应过我的。”

  “我遇到了麻烦,还没能复制呢。”

  “你一直在干这件事吗?”

  “当然喽。你问这干吗?”

  “因为从我接到的电话来看,你似乎一直没有中止调查工作,”吉姆·奥尔森说道,“在过去的一个小时里,你在一家日本研究所里问这问那,然后你又询问了一名为日本研究所干活的科研人员。你还闯进一个日本人举办的研讨会。对我说实话吧,彼得。你这调查到底有没有结束?”

  “结束了,”我回答说,“我只是在设法复制录像带。”

  “别再节外生枝了。”他说道。

  “是的,吉姆。”

  “为了整个警察局的利益——也为了局里每个人的利益——我希望这件事已经与我们无关。”

  “好的,吉姆。”

  “我不希望事态发展得不可收拾。”

  “我明白。”

  “但愿你明白,”他说道,“去复制一下,然后立即来这儿。”他挂上了电话。

  我把车停好,便走进了物理系大楼。

  28

  我站在演讲厅的最高处等待菲利浦·桑德斯结束他的讲座。他站在写满复杂公式的黑板前面。演讲厅里大约有30名学生,他们绝大多数靠前排坐,我只能看到他们的后脑勺。

  菲利浦·桑德斯博士40岁左右,精力十分充沛。他一刻不停地来回走着,讲解到“信号协变量比例确定”和“阶乘增量带宽嗓音”时,使劲地用粉笔敲着黑板上的公式以示强调。我甚至无法猜测他教的是什么科目。最后,我断定他在讲授电机工程学。

  下课铃准时响了,学生们站起身来收拾书包。我大吃一惊:教室里不管男的还是女的,几乎都是亚洲人。即使不是东方人种,也是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30名学生中只有3名白人。

  “不错,”我们穿过走廊朝他的实验室走去时,桑德斯对我说,“像物理学101这样的课对美国学生没有吸引力。多年来都是这样。工业课程同样吸引不了他们。假如我们没有那些到这里来攻读数学和工艺学博士学位、然后为美国公司工作的东方人和印度人,我们将处于困境。”

  我们继续下楼,然后向左拐,来到了地下室的过道上。桑德斯走得很快。

  “然而问题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他继续说,“我的亚洲学生开始返回故土。朝鲜人将回朝鲜。台湾人也一样。甚至印度人也在回印度。他们国家的生活水准提高了,因此回家机会增加了。他们的国家中,有的已拥有大批受过良好培训的人。”他快步领我走下楼梯。“你知道,按人口计算,世界上哪个城市的博士最多?”

  “波士顿?”

  “汉城,南朝鲜。当我们正飞快进入21世纪时,得考虑到这一事实。”

  我们走到另一条走廊,接着来到室外,沐浴在阳光下。不一会,我们穿过一条有顶棚的过道,到了另一幢楼房里。桑德斯不时地掉头看看,好像怕把我丢失似的。然而他从未中断谈话。

  “由于外国学生络绎回国,我们没有足够的工程师来进行美国的研究工作,创造美国的新技术。这是一张简单的资产负债表。没有足够的受到培训的人员。甚至像IBM这么大的公司也开始遇到了困难。受过培训的人员简直没有了。注意门。”

  门朝外打开,我走了进去。我说:“如果那儿全是从事高技术工作的机会,难道不能吸引学生吗?”

  “这可不像银行投资,或是从事法律事务,”桑德斯大笑起来,“美国也许缺少工程师和科学家,但我们培养律师的成绩却是世界第一。美国的律师占全世界律师的一半。想想这个吧。”他摇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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