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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道德和教养(1)
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周围存在着某些听上去是荒谬的和充满幻想的说法，其中有件事与我有关，即我有责任再三去强调所有真正的政治的道德根源，重申道德价值和标准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意义，包括经济活动，并且去阐明如果我们不在自身之内尝试去做、去发现或重新发现并培育我称之为“更高的责任”，我们国家的事情真的会变得很糟。 　　当自由回到一个道德混乱的社会，产生了一些必然会产生的东西。其中某些是我们预料的，但另外一些比任何人所能预料的远为严重：各种令人难以想像的人类恶习巨大地、令人眩目地总爆发了。许多成问题的，至少是在道德上含混不清的人类积习，多年来暗中受到鼓励，同时也在压力之下微妙地服务于极权主义制度的日常运作，忽然从它们所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得到随心所欲的发挥。独裁政权曾给这些恶习建立了某种秩序——如果这样表达是正确的话(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使它们合法化)，现在这个秩序崩溃了，但是去限制这些恶习并自愿向全体社会负责的新秩序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当然也不可能这么快地建立起来，这样一个秩序需要若干年的发展和培养。 　　于是，我们便目睹了一个怪现象：确实，社会解放了自己，但某些方面比原来在枷锁之下表现得更糟。犯罪在骤增；当历史翻转时，人们所熟悉的那些污水，总是从集体心理的隐蔽领域中滋生，眼下已经侵蚀到大众传媒，尤其是在低级趣味的报纸中。然而，还有其他更严重、更危险的症状：民族之间的仇恨、猜疑、种族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的迹象；纯粹为了某种利益进行的拉选票、毫无节制的和轻率的斗争，十足的野心，各种想得出来的狂热，新的、前所未有而五花八门的劫掠，不同的秘密犯罪组织的出现，以及普遍的缺乏容忍、理解、趣味、节制和理性。还有，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有了新的吸引力，好像马克思主义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令人不安的空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将其填补起来。 　　只要环顾我们的政治场景便已足够(其中缺乏教养仅仅是更为广泛的教养危机的一个反映)。离1992年6月的选举只差几个月了，几乎所有的政治活动，包括议会中极为重要的立法辩论，都在竞选之前的阴影下发生，一些人肆无忌惮地追求权力，为博得迷惑的选民的好感而提出许多五颜六色、漂亮但毫无意义的东西。政治对手们之间互相指责、恐吓和诽谤无边无际。一个政客仅仅因为对方属于不同的党派就去暗中瓦解他的工作。党派考虑显然比实事求是地找到理性和切实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更为重要。报纸上的分析文章已被张扬丑闻所取代。出于好意支持政府简直是可耻；出于恶意踢他一脚反而值得称赞。嘲笑那些宣称支持另一党派的政治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找借口指责别人从事阴谋、没有能力、有不光彩的过去或存有不良企图。 　　蛊惑人心的活动盛行，甚至是一个人向往自主权这样自然的要求，也被纳入权力的游戏，并向公众说谎的竞争比赛。许多所谓的“中央管理干部”的会员们直到最近，还在假装关心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却几乎在一夜之间摘下了他们的面具，公然变为投机者和窃贼。许多曾经令人畏惧的共产主义者现在变成了肆无忌惮的资本家，公然无耻地当面嘲笑那些他们一度答应要维护其利益工人们。公民们越来越厌恶所有这一切。可以理解，他们的厌恶针对他们自己选出的民主政府，一些道德上可疑的人利用这个局面，为讨好公众，抛出诸如将整个政府扔到伏尔塔河的主意。 　　然而我一次又一次地相信，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有着巨大的沉睡的善意。只是它们处于某种松散的、受压制的、混淆的、破碎和困惑的状态，仿佛不知道它们依靠什么，从何处开始，在何处或怎样发现有意义的出口。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有责任去唤醒这种沉睡的潜力，给它提供方向，打开通道，鼓励它和为它提供空间，或赋予其希望。人们说什么样的民族拥有什么样的政治家。在某些意义上，这是正确的；政治家的确是他们社会的一面镜子，它的潜力的一种具体表现。非常矛盾的是，这句话反过来也同样成立，即社会是其政治家的一面镜子。一般来说，是由政治家来选择释放哪些社会力量和抑制什么，由他们来选择依靠每个公民的善还是他们的恶。(我们的)前政权有系统地动员了人类最坏的品质，例如自私、嫉妒和仇恨。这样的政权和我们应得的东西相去太远了，这也正是我们面临新的状况所提出的责任。因此，那些身处政治中的人们对于社会道德状况担负着更高的责任，他们有责任发掘社会中最好的东西，发展和加强它们。 　　顺便地说，甚至那些以其短见和怨恨经常令我生气的政治人物，其中大多数并非就是恶毒的。更毋宁说，他们缺乏经验，容易受一时一地机遇的影响，受潜在倾向和流行习惯的摆布，他们并非自觉地卷入了坏的政治漩涡，发现自己已不可能摆脱，因为他们害怕自己将承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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