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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


  赫伯特吃完午饭——每周三次土豆煎饼,这样薄,不油腻却又松又脆,除去特鲁钦斯基大娘,别人是做不出来的——把盘子推到一边后,我便把《最新消息报》递给他。他解下背带,撩起衬衣,一边读报,一边让我问他背上的伤疤是怎么留下的。我盘问的时候,特鲁钦斯基大娘多半也坐在桌旁,折旧毛线袜,一边评论几句,说赫伯特讲对了或者讲错了,并且从不错过时机,见缝插针地提及那个男人惨死——可以想象是那么惨——的往事;他那帧修过的照片镶在玻璃镜框里,悬挂在赫伯特床对面的墙上。

  询问开始。我用手指弹一下他的一处伤疤。有时我用一根鼓棒敲一下。

  “再按一遍,小家伙。我不知是哪一道。它们今天像是睡着了。”于是,我再按一下,更使劲一点。

  “啊哟,是它!这是乌克兰人留下的。他同一个格丁根①人吵架。他们先是像兄弟一样坐在一张桌子旁。因为那个格丁根人把另一个叫做俄国佬,这下子那个乌克兰人不干了,他什么都行,就是不愿当俄国人。他从魏克塞尔河运木筏下来,先还经过另外几条河,靴统里满是钱,格丁根人把他叫做俄国伦时,他在施塔布施那儿已经喝掉半靴子。

  我不得不马上把两个人劝开,非常小心,我一贯是这样的。当然啰,赫伯特两手都端着东西。这时,乌克兰人骂我是波兰水鬼,那个白天在挖泥船上挖污泥的波兰佬也骂了我一句,听起来像是纳粹的骂人话。好,小奥斯卡,你是知道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的:那个挖泥船上的家伙,那个脸色苍白像司炉一类的东西,当场抱着肚子,缩成一团躺在衣帽间前面了。我正要告诉那个乌克兰人,波兰水鬼同但泽市民有什么区别,他一刀扎在我的背上——就是这个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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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格丁根即波兰的格丁尼亚。↓

  每当赫伯特说“就是这个伤疤”时,他总要同时把报纸翻个身来加重他方才那句话,随后喝一口麦芽咖啡,让我按下一道伤疤,有时按一下,有时得按两下。

  “哎呀,这一道!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那是两年前,从皮拉乌开来一小队鱼雷艇,在这里抛锚停泊。他们吹牛皮,演《穿蓝制服的小伙子》,姑娘们都疯狂了。施维梅尔怎么混到海军里去的,直到今天我还捉摸不透。他是德累斯顿人,你想,小奥斯卡,德累斯顿人!对,你不会明白的,德累斯顿人当海军,这叫什么名堂!”

  赫伯特的念头转到易北河畔美丽的城市德累斯顿上出不来了。于是,我再次敲敲他认为没什么了不起的那道伤疤,让他的念头转出来,转回到新航道来。

  “对,对,我正要说。他是鱼雷艇上一名二等信号兵。他要充好汉,拿一个不声不响的苏格兰人开心,这个苏格兰人的船正在干船坞里。先是谈张伯伦①、雨伞等等。我心平气和地劝他,我一贯是这样的,劝他别再讲这些,尤其是那个苏格兰人一个字也听不懂,只是用烧酒在桌面上画画儿。我说,你别跟这小伙子闹,你在这儿,又不是在家里,你是国际联盟的客人。没想到这个鱼雷艇上的德国兵竟把我叫做‘不值钱的德国人’,他还用萨克森话说了些什么。我当场给他几个耳光,他倒太平了。半个小时以后,一个盾滚到桌子底下去了。我蹲下去捡,桌子下面很黑,看不见,这个萨克森人乘机拔出刀来,猛刺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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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尼维尔·张伯伦(1869~1940),英国首相(1937~1940年在任)。他按英国人习惯,总是带着雨伞,常遭报界嘲讽。↓

  赫伯特笑着翻《最新消息报》,还添了一句:“就是这个伤疤!”随后把报纸推到咕哝着的特鲁钦斯基大娘面前,摆出要站起来的姿势。赫伯特已经撑着桌角站起来了,趁他还没去厕所以前——我从他的脸上看出他想干什么——我赶紧摁了一下一道黑紫色的缝过线的伤疤。这个伤疤很宽,足有一张施卡特牌那么长。

  “赫伯特要上厕所,小家伙。待会儿给你讲。”我又摁了一下,跺脚,装出三岁孩子的腔调;这个办法总是很灵验的。

  “好吧!你别闹。不过只能讲短点。”赫伯特又坐下来。“那是一九三○年的圣诞夜。港口所有的活儿都歇了。装船工在街角闲逛,比谁啐得远。午夜弥撒完毕——我们刚调好混合甜饮料——他们全出来了,穿蓝的、白的服装的瑞典人和芬兰人从对面海员教堂出来。我觉得情况不妙,便站在酒店门后望着他们引人注目的虔诚的脸,心想,干吗手里要拿老粗的锚缆呢?这时,他们已经动起手来了,真是刀长夜短啊!芬兰人和瑞典人相互间一直过不去。不过,赫伯特·特鲁钦斯基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这只有上帝知道。赫伯特有点古怪,只要一动手,总少不了他。

  我一个箭步窜到门外,只听见施塔布施在后面喊道:‘赫伯特,当心!’但是,赫伯特有他的使命,他要去救那个神甫,那个年轻小个子。他刚从马尔默来,神学院新毕业的,还从来没有同瑞典人和芬兰人一起在一个教堂里度过圣诞夜。我要把他挟在胳膊下,让他不伤一根毫毛回家去。我刚抓住神甫的衣服,明晃晃的家伙已经插在背上了。我还想说一声:‘新年愉快!’虽然刚到圣诞夜。我醒过来时,已经躺在店里柜台上了。我的鲜血,多好的血呀,流进啤酒杯里,免费供应。施塔布施拿了红十字会的急救药箱,要给我做所谓的紧急包扎。”

  “你干吧要搀和进去?”特鲁钦斯基大娘生气地说,并从面包形发卷里拔出一枚织针。“你从小就没进过教堂。真是岂有此理!”

  赫伯特一挥手,拖着衬衫,背带搭拉着,走进厕所。他气恼地走,一边气恼地说:“就是这个伤疤!”他走路的神态,仿佛要同教堂以及与教堂有关的械斗永远一刀两断似的,仿佛只有厕所才是当自由思想者①的地方,当前是,永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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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自由思想者,教会用语,指不信教的人。↓

  没过几个星期,我见到赫伯特时,他一言不发,也不准备回答我的提问。我发觉他愁眉苦脸,然而又不像往常那样背上扎着绷带。他完全正常,仰面躺在起居室的沙发上。他没有受伤,不是俯卧在床,可是,他却像是受了重伤的样子。我听到赫伯特在叹息,他呼喊上帝,呼喊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且咒骂,时而在房间里的空中挥动拳头,一下捶在自己胸口上,另一只手跟着又加上一拳。他像一个天主教徒似的捶打自己,喊道:“我的罪孽,我的洗不尽的罪孽。”

  赫伯特打死了一个拉脱维亚船长。虽然法院判他无罪——他是紧急自卫,这种情形,在他这一行来说是经常会发生的。尽管宣判他无罪,可是,那个拉脱维亚人毕竟死了。这位侍者感到心头有干斤重压,虽然据他说,那个船长是一个矮小瘦弱的人,而且有胃病。赫伯特不再上班。他辞职了。老板施塔布施经常来,挨着赫伯特坐在沙发上,或者坐到厨房桌子旁特鲁钦斯基大娘身边。他从皮包里拿出一瓶一九○○年的施托布牌杜松子酒给赫伯特,给特鲁钦斯基大娘半磅没烤过的咖啡豆,是从自由港弄来的。

  他想方设法劝说赫伯特,又劝特鲁钦斯基大娘去说服她的儿子。但是,可以这么说,赫伯特软硬不吃,他决不到新航道海员教堂对面的酒店里去当侍者了。他不想再当侍者;因为,当侍者的人就要挨刀子,而挨刀子的人总有一天会打死一个矮小的拉脱维亚船长,仅仅因为他不让那个船长近身,仅仅因为他不想挨拉脱维亚人一刀,不想让赫伯特·特鲁钦斯基被扎花了的脊背上,在芬兰人、瑞典人、波兰人、自由市人和德国人留下的伤疤之外,再添上一个拉脱维亚人扎的伤疤。

  “我宁可到海关去干活,也不再到新航道去当侍者了。”赫伯特说。但是,他没去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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