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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九
只是在英格·萨瓦茨基把这副眼镜从吵吵嚷嚷的孩子脸上取下来后，孩子才稍微安静了一点儿；可是在几个钟头之后，当她已经躺在小床上被所有的玩具娃娃围了起来时，抽噎仍然不止。要测量和检查体温。必须叫一位医生来。医生说，既不是刚开始的流感，也不是常见的儿童疾病，他认为，很可能是一种打击引起了这种危象，这是某种估计不到的东西，因此必须保持安静，大人最好避开，如果情况没有好转，就要把孩子送进医院。 　　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在两天两夜不退烧的这段时间里，冬天的景象在孜孜不倦地、不厌其烦地重复出现：白雪皑皑，鲜血流淌，拳头在说话，胖子倒了下去，一再扑通扑通地倒下去，倒在什么里面？倒在雪里，因为马特恩叔叔和爸爸也倒了下去，倒在雪里，而且吐出那么多牙齿，一颗、两颗、五颗、十三颗、三十二颗！——很可能再也没有人一起来数这些牙齿了。因此，要把瓦莉同她的两个最喜欢的玩具娃娃一起送进玛丽亚医院。男子汉萨瓦茨基和马特恩并未坐在过于空旷的童床旁边，他们坐在厨房里，用饮水的玻璃杯喝着酒，一直喝到他们从椅子上摔下来。约亨保持着这种对于厨房环境的爱好。白天，他是商人，衣服笔挺，堪称楷模；晚上，他趿着拖鞋踢踢踏踏地从冰箱走到炉旁，拉着裤子背带。白天，他操着他那一口灵活的商业德语，军事用语的残余赋予这种语言以生动精确和省时简洁。“我们不想拖拖拉拉，我们想快刀斩乱麻！”过去军事首脑古德里安想要坦克大规模快速行动时，就说过这种话，如今萨瓦茨基想以一批单排纽成衣充斥市场时，也鹦鹉学舌地跟着他这样说；可是傍晚时分，他穿着拖鞋，在厨房里大口大口地吃着烤得松脆的蛋煎饼，絮絮不休、唠唠叨叨地谈着“过去在五月份，那是一个冷冰冰的故乡”。就连马特恩也学会了估计厨房的安全性。两个同事哭泣着，拍着肩膀。感动和未加水的烧酒使得他们的小眼睛在不断地眨巴。他们把一半的负罪感在厨房用的桌子上推过来推过去，当事情涉及到详细日期时，他们还要争执一番。马特恩认为，这件事或那件事发生在三七年六月，萨瓦茨基持反对态度：“那件事正好发生在十二月。我们当时曾经低声耳语过那件事，说它只好那样草草收场。”可是两人都认为，他们当时就不赞成那种事：“你知道，我们中队其实是这样一种国内流亡①的避难所。你还记得，我们曾经在柜台边探讨哲学。维利·埃格尔斯在场，在场的还有杜莱克兄弟、弗兰茨兴·沃尔施莱格尔、布布利茨、霍佩和奥托·瓦恩克。而你却不停地讲呀，讲呀，讲存在，一直讲到我们大家都迷迷糊糊为止。哎，真糟糕，棍棒要举高！那么现在呢？现在怎么办？现在，自己的孩子这样对待自己，还说：‘杀人凶手，杀人凶手！’” 　　-------- 　　①指纳粹时期一部分不满法西斯暴政的人士在德国国内对当局采取的回避态度。 　　在经历这样一番诉苦之后，厨房环境每一次都有一分钟之久鸦雀无声，充其量只有咖啡水在唱着它那笃信上帝的小曲儿，一直到萨瓦茨基再次开始讲话：“总而言之，小瓦尔特你说说看，我们就活该如此吗？我们都做了什么呀？——我说不行，决不！” 　　当瓦莉·萨瓦茨基在将近四个星期后离开医院时，那副所谓的神奇眼镜已经从住宅里消失了。既不是英格·萨瓦茨基把它扔进了垃圾桶，也不是约亨和瓦尔特把它放在厨房了，很可能是那条狗把它咬碎，吞下肚子消化掉了。不过，瓦莉并未问起这件下落不明的玩具。女孩一声不吭地坐在她的斜面写字台前，因为耽误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功课，所以必须把好多东西都补上。瓦莉变得神情严肃，人也消瘦了一些，她已经能够做乘法和加法。所有的人都希望，孩子可能会忘记她为什么变得这样消瘦、这样严肃，为什么她再也不是胖乎乎的、滑稽可笑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瓦莉呆在医院里，受到很好的护理，以便让她忘记不愉快的事情。这种行为方式逐渐成为所有参与者主要的生活准则——遗忘！种种格言被绣在手绢、毛巾、枕套和帽子的衬里上。每个人都必须而且能够遗忘。遗忘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据说记忆是令人愉快的回忆的栖身之地，而不是折磨人的丑事所呆的地方。要进行正面回忆并不容易。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有某种他能够信仰的东西，譬如说上帝；或者说，凡是不能信奉上帝的人都应当信仰美，信仰进步，信仰人们心中的善，或者信仰一种别的什么思想。“我们，在这里，在西方，我们坚定不移地信仰自由，直到永远。” 　　那么就行动吧！遗忘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马特恩买了一个大的橡皮擦，坐到一张厨房用的椅子上，开始擦去心脏、脾脏和肾脏上所有那些已经显示和尚未显示的名字。就连普鲁托这条狗，一段长着四条腿、虽然又老又弱却又在周围走来走去的过去，他也想卖掉，想把它送给无主小动物收养所，想把它擦掉。可是，谁会买一条老野狗呢？再说，母亲和孩子也反对这样做。英格·萨瓦茨基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在这段时间里，她已经对这条狗感到习惯了。瓦莉在哭哭啼啼，要是把狗卖掉，看来她又会生病。这就是说，它依旧黑糊糊的，而且不容忽视。甚至就连那些名字也在对马特恩巨大的橡皮擦进行顽强的抵抗。譬如说：他擦去这个名字，把橡皮屑从脾脏上吹下来时，他阅读报纸时就会遇到另外一个名字，一个撰写戏剧评论文章的人的名字。这是因为在擦去名字时还作了某种附加说明。每篇文章都有一位作者。这儿这位作者是一个行家。他获得了种种认识，而且还要说、要写：“人们渴望戏剧，戏剧也同样渴望人们。”可是紧接着他就抱歉道，“如今人们处于这种相互疏远的状态中。”与此同时，他也十分清楚：“人类的历史可以在戏剧史上找到自己的最佳相似点。”可是，他在写到他怎样看到这种情况到来时却说：“如果室内剧场变得平淡乏味，再次成为有幕布、背景和侧景的舞台”，那位在自己的文章下面签上R．Z．这一名字的先生就只有赞同伟大的莱辛，而且大声叫道：“戏剧表现形式这种艰苦的工作有什么用？”他的文章同时包含着警告和劝告：“并非在人不再成其为人之时戏剧终止；正相反，如果剧院关门，人就会停止再成其为人！”总而言之，人这个词使罗尔夫·灿德尔先生——马特恩在演戏时就认识他——心醉神迷。譬如：“未来几十年的人”或者“所有这一切都要求竭尽全力研究人类”。还有论战性的言论：“灭绝人性的戏剧吗？从来没有！”此外，R．Z．或者哲学博士罗尔夫·灿德尔——从前他担任过什未林市立剧院的戏剧顾问——不再感谢“剧场转播”。最近，他在西德广播电台担任顾问职务，从事一种不会妨碍他为几家大报的星期六副刊撰写文章的活动。“给人们指出灾难，这还不够；在内心净化的净化作用夺走虚无主义的花环并赋予混乱以一种意义之前，一切动荡都停留于目的本身，并不归属于注释的范畴。” 　　拯救在字里行间友善地眨眨眼睛。这是一个人，是心乱如麻的马特恩应当求助的人，尤其是因为他早就非常熟悉这个人，而且还在某个地方刻上了罗尔夫·灿德尔这个名字，随身携带着，不是刻在心脏，就是刻在脾脏，要不然就是作为肾脏上的铭文。没有一种橡皮擦，就连新买的橡皮擦也不能将它擦掉。 　　每个人都得住宿，就连R．灿德尔也得住宿。他在科隆漂亮的新广播大楼里工作。他住在——电话簿这样低声说——科隆一马林堡。 　　是不带狗去呢，还是带狗去？到那儿去是为了进行审判呢，还是在人类混乱的困境中去请教？带去的是一小包报复呢，还是一个小小的、友善的询问？两者都有。马特恩不能放弃。他在寻找工作的同时也在寻求报复。建议和凶杀同出一辙。他带着同一条黑狗去拜访敌人和朋友。这并不意味着他会毫不迟疑地走到那儿去说：“我在这儿，灿德尔，不管顺利与否！”他多次蹑手蹑脚地走着——你们别转过身——围着古老的花园地皮绕圈子，打算即便碰不上当时的戏剧顾问，至少也能碰上他花园里的树木。 　　在八月份的一个闷热的似有雷阵雨的夜晚——所有报告都正确无误：那是在八月份，天气闷热，下了一场雷阵雨——他同狗跳过墙壁，落到灿德尔花园松软的地上。他随身带的既不是斧头，也不是锯子，而是一包白色粉剂。哦，马特恩要下毒！他在这方面积累了经验：没到三个小时哈拉斯就死了。没用马钱子来毒死狗，用的是普通的灭鼠药。这一次是一种对付植物的毒药。他同狗影子一道，从一棵又一棵树旁一闪而过。这是一种颂扬大自然的小型舞蹈。小步舞和边伏特舞在朦朦胧胧的、有小精灵出没的、枝叶繁茂的灿德尔花园里决定着舞步的顺序。他用不断的鞠躬来帮忙。他没有嘟哝咒语，就把粉剂撒到那些像龙形怪物一般粗壮的根上。马特恩充其量像往常那样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 　　你们别转过身， 　　咬牙人在游荡。 　　可是，这些树木该怎么办！甚至连树叶也不再沙沙作响，因为在闷热的天空下没有一丝微风。没有鹊鸟发出警告。没有松鸦进行预报。长有苔藓的巴罗克小天使雕像也不想咯咯发笑。甚至连带着猎犬、行色匆匆的狄安娜也不愿转过身来挽满那有把握的弓。灿德尔先生从昏暗的花园山洞里走出来，亲自对这个轻松愉快的、正在撒着毒药粉剂的人讲话：“我可是一点儿也没看错！马特恩，是您呀？我的上帝，您在从事何等友好的工作啊。您把化肥撒到我的花园里那些巨大植物的根上。很可能您是认为这些树长得还不够大吧？可是，这种通向宏伟目标的活动在当时就使您变得出类拔萃。化肥！多么荒唐，却又多么讨人喜欢啊。只是您没有考虑到有雷阵雨。雷阵雨马上就会从我们这些人头上和花园上空倾泻下来。第一阵暴雨就会将您在园圃中辛勤劳作的标志毁掉，就会将它们冲洗一空。不过，我们别犹豫！阵阵狂风已经在宣告暴风雨的来临。第一阵雨滴肯定已经在往下掉，掉到了半空中、半空中……我可以请您，也请这条杰出的狗光临寒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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