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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七
如果我们把自己与古代相比，打算认真观察它，并按照它的标准来培养自己，这样我们就有这种感觉，仿佛我们才真正成为人。 　　教师试用拉丁语写和说，就会觉得自己比在日常生活中所能想象的更高尚，更有教养。 　　凡是对诗歌创作和雕塑创作思想敏感的人，就觉得自己与古代比起来，处于最可爱的、理想的自然状态，直到今天，荷马的诗歌还有力量，至少把我们暂时从数千年来可怕的传统重压下解放出来。 　　苏格拉底召唤有德行的人到他身边去，让他简单明了地在一定程度上认清自己，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作为同样有资格的个人面对自然：前者用精神和情感深入到自然里去，后者则凭研究者的目光和方法去支配自然。凡是有可能使我们去接近三贤或是其中之一的事，都是使我们感到最愉快的事情，而且随时都强有力地证明在提高我们的教育。 　　为了挽救现代的自然科学，使其从漫无边际的繁复、琐碎和错综复杂当中重归于单纯，必须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面对今天在我们面前虽有彻底统一的基础、却显得更加多种多样的自然界，柏拉图会采取什么态度？ 　　我们坚信，只要我们沿着这条路就可以有机地达到认识的最后分支，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建立和巩固每种知识的顶峰。至于时代的活动怎样促进和阻碍我们，自然是我们每天都得从事的调查，只要我们不拒绝有益的东西，而接受有害的东西。 　　人们称赞十八世纪，认为它主要从事于分析，于是就给十九世纪留下任务，去揭露错误的、一般流行的综合看法，并把它的内容重新加以分析。 　　只有两种真正的宗教：一种承认和崇拜我们身内和我们周围的神圣的东西，不用任何形式，另一种则在最美好的形式中承认和崇拜神圣的东西。凡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都是偶像崇拜。 　　不能否认，人类精神试图通过宗教改革来解放；关于希腊和罗马古代的启蒙，使人产生希望，去追求一种更自由、更适宜和更富有风趣的生活。不过返回一定的单纯的自然状态的心理与力求想象力高度集中的愿望，却对此起了不少的促进作用。 　　一切神圣一下子都从天上被赶走了，人们的意识、思想和感情，从怀抱婴儿的圣母那里转移到一个成年人，即道德的传教者，不公平的蒙难者的身上，后来他净化为半神，被人承认和崇奉为真正的神。 　　他站在造物主展开的宇宙这一背景之前，从他身上发出精神的影响，人们把他受的苦难奉作典范，他的圣化是对千秋万代的担保。 　　正如炭燃起的香烟振奋生活，祈祷也燃起人们心中的希望。 　　我确信，人们越多地理解《圣经》，它就越是美好，这就是说，人们认识和观察得越多，我们一般了解和特别应用到我们身上的每句话，按照一定的环境、一定的时间和地方情况，而具有本身的、特殊的、直接个人的意义。 　　仔细看来，我们每天都得改革和抗议别人，纵然不是在宗教意义上的。 　　我们必须把不偏离、日日更新、严肃认真的努力这句话，与感觉、观察、思考、经验、想象、理性等，尽可能直接联系在一起来理解。 　　每人考验自己，就会发现，这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因为言语可惜通常都是人的代用品：他考虑和知道的多半比他说出来的好些。 　　然而我们必须不断努力，把可以在我们和别人身上发展或潜入的、错误的、不相宜的、有欠缺的东西，通过明白和诚实的态度来最大可能地加以清除！ 　　考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强。 　　在我不得不停止表现德行的地方，我就再也没有力量了。 　　书报检查与出版自由将永远互相斗争下去。强者要求和执行书报检查，弱者则要求出版自由。前者不愿在他的计划和行动中受到冒失和反对意见的阻挠，而是要求人们一味服从：后者则声明他们的理由，使抗拒命令合法化。 　　这种情形到处都可看见。 　　可是这儿也必须注意，较弱的、受苦的一部分人也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同样压制出版自由，这就是当他们密谋策划而不愿被人泄露的时候。 　　如果以为人决不上当受骗，那就是自己骗自己。 　　我们语言中需要有一个词，象表达“童年”对孩童，民族性对民众的关系一样。教育者要听到的是童年，而不是孩童：立法者和执政者要听到的是民族性，而不是民众。前者所表达的永远都是一样的意思，它合理、固定、纯粹和真实：后者从不知道真正的愿望，以及他想的是什么。在这种意义上，法律必须而且能够是民族性的普遍表达的意志，这种意志，群众绝对表达不出，但是阴智的人听得出，有理性的人懂得满足它，善良的人乐意满足它。 　　如果可以免除死，我们丝毫也不反对；但废除死刑就困难了。纵使废除，我们一有机会又会恢复它。 　　如果人类社会放弃执行死刑的权力，那么，立即又会出现自卫的办法： 　　凶杀的复仇就来敲门。 　　一切法律都是老人和男人制订的。年青人和妇女想有例外，老人则墨守成规。 　　明理的人不统治，而是理智在统治，明智的人不统治，而是理性在统治。 　　有人称赞谁，就是使自己和谁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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