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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神奇地想象、理解了这么多东西,这是怎样的一种新乐趣呀!我读啊读啊,直到眼睛发癌;我看了看表,它指着三点半。一种新的力量居然使我所有的感官激动、迷醉了六个小时,我不禁被吓了一跳,赶忙熄了灯。但心里那些形象继续燃烧着,颤动着。我由于对第二天的渴望和期待几乎不能成眠,一这一天应该向我展开那已经神奇打开的世界,让我把它完全据为已有。

  但第二天带来的却是失望。我作为最早来到的一个,急不可待地到了教室,我的老师(我想从此以后就这么称呼他)要讲授英语发育学。他一进来,我就吃了一惊,这是昨天的那个人吗,还是我的激动的心情和记忆把他幻化成了一个在讲坛上唇枪舌剑、英勇果敢、咄咄逼人的科利奥兰纳斯?这个迈着轻轻的、缓慢的步子走进来的人是一个老迈、疲惫的人。

  好像一块闪光的毛玻璃从他的脸前拿开了,现在我从第一排课桌那儿把他那张几乎病诉诉的脸看得一清二楚,在这张脸上,深深的皱纹和宽宽的破裂犁出道道深沟;干涸的小溪的蓝色阴影横着伸向灰暗的两颊。过于沉重的眼睑荫蔽着这个正在读书的人的双眼,长着过于苍白过于单薄嘴唇的嘴,也不能使话语掷地有声:他的喜悦,他的欢欣鼓舞哪里去了?就连他的声音也显得陌生,仿佛语法这一题目使它变得理智,它迈着单调乏味的步伐,僵硬地穿过干燥得吱吱作响的沙地。

  不安攫住了我。这根本就不是我从今天的第一刻起就等待着的那个人:他的脸哪儿去了,那张昨天像星光一样灿烂的脸?这是一个精力耗尽的教授在客观地、机械地背诵着他的题目;

  我一直带着新的恐惧倾听着他的话语,听听昨天的那个声音是否会重现,那种温暖的颤音,像一只手拨动我的情感,使它升华为激情。我的目光越来越不安地投向他。满怀失望地拂过那张变得陌生的脸:这张脸,不可否认,还是昨天的那张脸,但仿佛倒空了,所有的创造力都被掏走了,疲惫老迈,像一张老年人的羊皮纸面具。但这可能吗?人可以在某一刻如此年轻,下一刻就那么衰老吗?有这样突然的精神的激昂,可以用话语使脸完全变形,年轻几十岁吗?

  这个问题折磨着我。我焦渴的内心急于了解这个双面人更多的事情。他刚刚双目无神地离开讲台,从我们身旁走过,我就突发灵感,急匆匆地进了图书馆,查询他的作品。也许他今天只是累了,他的热情被身体的不适抑制了;但在那儿,在不断完成的著述中应该有人口和钥匙,通向他那神秘地吸引着我的表象。管理员拿来了书:我很惊讶,书是那么少。在二十年中,这个渐入老境的人不过出版了不多的几本松散的小册子,导论、序言一一次关于莎士比亚的佩里克利斯的真伪的讨论、对荷尔德林和雪莱的比较(当然是在两者都不被他们的民族看做天才的时代),除此以外只有一些关于语文学的小玩意?

  当然,在所有作品中有一部两卷的作品被预告正在准备之中:《环球剧院的历史、形象和作家》,但第一个预告也是二十年前的了,图书管理员用一个当时的书面询问向我证实,这本书从未出版过。我稍带胆怯地,只带着一半勇气翻开这份手稿,渴望能从中重新找回那令人陶醉的声音,找回那呼啸向前的节奏。但这部手稿却因坚定的严肃而步履螨珊,没有一个地方颤动着那次讲话时那种踩着热烈的节拍,仿佛一浪高过一浪的节奏。多可惜啊!我的心中有个东西在叹息。我要是能打自己就好了,我因愤怒而浑身颤栗,怀疑自己太快、太轻信地把感情交付给他。

  但下午在讨论课上我又认出了他。这次,开始时他自己没有说话。按照美国大学的习俗,这次有二十来个学生被分成正方和一反方进行讨论,题目是关于他所喜爱的一部莎土比亚的作品:《特洛依罗斯与克瑞西达》(他最爱的作品)中的人物是否是植拟式的人物,作品本身是一部牧羊人剧,还是一部隐藏在讽刺后面的悲剧。很快,一场思想的对话被他灵巧的手点燃了,发展成了一个充满电力的激动场面——证据有力地辩驳,草率的结论,呼喊声尖锐刻薄,便讨论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年轻人简直要充满敌意地互相攻击。

  当火星四溅的时候,他才跳到中间,把过分激烈的攻击缓和下来,把讨论引回题目上去,但同时悄悄地发出一个推力,使辩论摆脱时代的限制,在思想上得到飞跃——他就这样突然站在这场教学的玩火游戏的中央,自己兴致勃勃,同时怂恿着,又控制着意见的激战,既是青春热情掀起的大浪的驾驭者,自己又被浪头淹没。靠着桌子,胳膊交叉至胸前,他望望这个又望望那个,朝着这个微笑,又悄悄鼓励暗示另一个进行反驳,他的眼睛像昨天一样兴奋地闪闪发光,我感到他必须约束着自己,才能不去一下子把话头从他们所有人的嘴中抢过来。他努力地克制着,我从他的手上看出这一点,那双手像一块弧形的木板一样越来越紧地按在胸脯上,我从他跳动的嘴角上猜出了这一点,那嘴角正吃力地把到了嘴边的话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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