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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枢密顾问巴V.D的私人札记

  我的学生和系里的同事们真是一番好意:这些语文学家们为祝贺我六十岁生日和在大学执教二十年献给了我这本装帧精美的纪念文集,这第一本是他们隆重地转交给我的。它简直就是一部传记;哪怕一篇小文章,一篇祝辞,甚至一篇微不足道的、发表一在不知哪本学术年鉴上的评论文章都不缺,这些东西恐怕连勤奋的传记作家都不会从故纸堆里捡出来—一我全部的经历,清清爽爽,一级一级的,就像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楼梯,一直延伸到现在这一刻——一真的,如果我对这么动人的彻底性还不感到高兴的话,那我就真是不知好歹了。一些连我自己都认为已经散失的东西,又整整齐齐、条理分明地重现在这幅画像里:不,我不能否认,我这个老人看到这本书骄傲得就像小学生第一次看到老师的评语证实了他的科学能力和志向一样。

  但是,当我翻看这二百张勤奋凝成的书页,正视着我的思想的镜像时,我不禁笑了。这真是我的一生吗?我的生活真是在目标坚定的曲曲折折之中从第一刻起走到今天这一刻的吗?就像传记作家从纸堆里整理出来的这种样子?我感觉就像第一次从留声机里听到自己的声音一样:一开始我根本没有辨出它;这显然是我的声音,但是别人听到的那种声音,不是我自己仿佛通过我的血液,在我的存在的内核里听到的声音。我一生都致力于通过作家的作品来描绘他们的形象,抽取当时社会精神架构的本质,到头来却通过亲身经历体验到,每个命运的真正的本质核心就像一个生发所有生命的可塑的细胞一样,是永远也窥不透的。

  我们经历无数的分分秒秒,但总是只有一秒,唯一的一秒使我们整个的内心世界沸腾。在这一秒钟里(司汤达曾描写过它),心中那朵用各种汁液浇灌的花朵在刹那间结晶,这一秒钟是有魔力的一秒钟,就像生育的那一秒钟,像它一样深藏在自己身体温暖的内部,看不见,摸不着,感觉不到,像是唯一经历的秘密。没有哪种思想的代数学可以算出它,没有哪种预感的炼丹术可以猜出它,即使自己的感觉也很少抓住它。

  对我思想过程中最隐秘的部分,这本书一无所知,因此我不禁笑了。书里面的一切都符合事实——一只是缺少最本质的部分。它只描写我,但并没有表明我。它只是谈及我,却没有揭示我。这个精。已凑集的名单包括两百个名字——一却缺少了那一个,那个产生所有创造性冲动的名字,那个男人的名字,他决定了我的命运,现在又用双重的威力将我唤回我的青春年华。所有的人都提及了,只是没有提到他,他赋予了我语言,赋予了我讲话的灵感,我突然觉得这种怯懦的隐瞒是一种罪过。整整一生我都在为人画像,为了目前的感觉唤回数百年前的人物,但恰恰这个最贴近我的人,我却一次都不曾想到他:所以我要像在荷马时代一样.给他,这可爱的影于喝自己的血,让他重新跟我交谈,让他这个早就老去的人来到我这个正在老去的人身边。我要在那些公之于众的书页中加上隐瞒的一页,在这本渊博的书中加入感情的表白,为了他给我自己讲述我的青春岁月的真实故事。

  在我开始之前,我再一次翻起那本试图描述我一生的书。我不禁再一次笑了。他们选择了错误的进站口,怎么可能接近我本质的真正内部?他们的第一步就走错了!一个对我很友善的中学同学,现在也做了枢密顾问,在书里胡诌道:在中学时,我对社会科学的热爱就使我在同学之中显得出众。记错了,亲爱的枢密顾问。对我来说,所有人文的东西都是难以忍受、让人咬牙切齿、火冒三大的强制。正是因为我是一个北德小城小学校长的儿子,从自己家中就看到人们把学问总是看作糊口的管生,为此从楼年过我就憎恨所有的文学;大自然遵照它的神秘使命保留有创造性的东西,总是赋予那个孩子讽刺和嘲弄来反对父亲的倾向。

  它想要的不是优哉游哉、软弱无力的继承人,木要一代又一代简单的延续;它总是在同类之间制造敌对,在艰难的、但颇有收获的弯路之后才允许后辈走上父辈的道路。只因为我父亲把科学说得很神圣,我的自我判断就觉得,科学不过是利用概念的冥思苦想,因为他总把经典作家赞为典范,我就觉得他们一股道学气,面目可惜。被书本包围着的我蔑视书,总是被父亲催逼着接近思想,我就憎恨任何以文字形式流传下来的知识,因此我只吃力地念到高中毕业,坚决拒绝上大学深造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当时想当军官、水手或工程师,事实上,并没有强迫性的倾向要我从事这些职业中的任何一个。仅仅是对纸,对科学的说教的反感使我想要实际行动而不是学术。但我父亲对一切与大学有关的东西却怀着狂热的敬畏,坚持要我接受大学教育。我没能如愿,只让他作出让步,我可以不选古典语文学而选英国语文学(我最终带着隐秘的私心接受了这个两全之策,我以为了解了这种航海语言,就可以更容易地开始无限渴望的海员生涯了)。

  那份履历中再没有比下面这样友好的评语更不正确的了:我在柏林的第一个学期由于言行可嘉的教授们的引导获得了语文学的基础知识——我那时猛烈喷发自由的激情,哪里知道什么上课和老师!头一次在大学教室的短暂停留,那污浊的空气,布道似的单调而又傲慢的讲座就使我昏昏欲睡,我得费很大力气才能不把头放在课桌上睡着——我本以为已经幸运地摆脱了小学,以及它的教室、过高的讲台和吹毛求疵的咬文嚼字,但这里简直踉小学一样。破旧的备课本里的词句均匀地流进厚重的空气,细如貌粉,好像沙子流出枢密顾问薄薄的、张开的嘴唇。在小学时,我就曾怀疑自己闯入了一间思想的停尸房,在那里冷漠的手把死去的思想割来划去,肆意摆弄,现在这种模得着的怀疑又在这间早已陈旧的亚历山大式的作坊里可怕地起死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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