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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若是村上你，你会怎么样？” 　　“怎么样呢？想不明白啊！”我说。的确想不明白。 　　“呕吐和电话那以后也接二连三。体重也减轻不少。且慢——噢，不错——六月四日体重六十四公斤，六月二十一日六十一公斤，七月十日滑到了五十八公斤，五十八公斤！以我的身高来说是谎言一样的数字。这么着，西服所有尺寸都不合身了，以致要按住裤腰走路才行。” 　　“有一点要问：为什么没装个录音电话，为什么没那么做？” 　　“当然是因为不想落荒而逃。一旦那样做，就等于告诉对方我认输了。毅力的较量！或对方坚持不住，或我筋疲力尽。呕吐也同样。我尽量把它看作理想的减肥方式。所幸体力并未极端下降，日常生活和工作基本能照常应付下来。因此，我又开始喝酒。早上喝啤酒，傍晚猛喝威士忌。喝也罢不喝也罢反正都是吐，怎么都一码事。还是喝来得痛快，也顺理成章。 　　“接着，我去银行提出存款，去西装店买了一套适合新体型的西服，买了两条裤子。往西装店镜子里一照，瘦也着实不赖。想一想，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比痔和虫牙痛苦少，比痢疾文雅。当然是比较而言。只要解决营养问题和没有得癌之虞，本质上呕吐是无害的。还不是，人家美国还卖人工呕吐剂来减肥呢！” 　　“那么，”我说，“呕吐和电话最终持续到七月十四喽？” 　　“准确说来——等等——准确说来，最后一次呕吐是七月十四日早上九点半，吐的是烤面包片和西红柿色拉和牛奶。最后一次电话是那天夜间十点二十五分，当时我正一边听埃洛尔·加纳的《海边音乐会》，一边听别人送的Seagram’s VO 。怎么样，写日记这东西有事时就是方便吧？” 　　“的的确确。”我附和道，“那以后两个都戛然而止了？” 　　“戛然而止。一如希区柯克的《鸟》，早上开门一看，一切都已然过去。呕吐也好电话也好，再无第二次。我又恢复到六十三公斤，西装和裤子仍吊在立柜里没动，活活成了纪念品。” 　　“打电话的人直到最后都一个调门？” 　　他把头左右轻摆一下，以不无茫然的眼神看着我。“不是的，”他说，“最后一次电话跟往常的不同。对方先道出我的姓名，这和平素一样。但随后那家伙来了这么一句：‘知道我是谁么？’说罢沉默下来，我也不出声。十秒或十五秒，双方都一声不响。之后电话挂断，唯有电流的嗡嗡声留下。” 　　“真是那么说的——‘知道我是谁么？’” 　　“一字不差，就那样说的。说得缓慢而低沉：‘知道我是谁么？’但声音毫无记忆，至少近五六年打交道的人里边没人是那样的语声。很早以前还小时认识的人或从未说过话的人里边有没有我不知道，但记忆中根本没做什么事会招来那样的人怨恨。既未针对某某人做过极不像话的事，工作又没顺利到致使同行嫉妒的地步。当然喽，男女关系上面如我所说是多少有愧疚之处，这我承认。毕竟活了二十七年，不可能赤子一般白净无瑕。问题是那类对象的声音——刚才也说过了——我一清二楚，听第一声就知道。” 　　“不过么，地道的人断不至于专门同朋友的伴侣睡哪家子觉！” 　　“那么说来，”他说，“你是说我心中的某种负罪感——自己都意识不到的负罪感——采取呕吐或幻听之类的形式出现了不成？” 　　“我没说，你说的。”我订正道。 　　“噢——”他含了口威士忌，仰望天花板。 　　“另外也可以这样设想：你睡过的一个对象的男人雇私家侦探跟踪你，为了惩戒或警告你而令其打了电话。至于呕吐只是身体异常，二者偶然在时间上相碰罢了。” 　　“哪个都大致可圈可点，”他心悦诚服地说，“不愧是小说家。但是就第二个假设来说，我可是现在也没有中止同她睡觉的哟！为什么电话突然不打来了呢？逻辑不通。” 　　“大概厌战了吧。或者没准雇佣侦探的钱接续不上了。不管怎样都是假设。若允许假设，一二百个我都呼之即来，问题是你取哪一个。另外就是从中学习什么。” 　　“学习？”他讶然问道，把杯底在额头上贴了一会，“学习？什么意思？” 　　“就是事情再来一次怎么办，还用说。下次未见得四十天结束的哟。无端开始无端结束，反之亦然。” 　　“话说得不大中听嘛！”他嗤嗤笑道，旋即恢复了一本正经的神情，“不过也怪，给你说之前我还一次也没考虑到这点，没考虑到……它可能卷土重来。喂，你看真会重来？” 　　“那种事如何晓得。” 　　他不时转动一下酒杯，一点一点吮吸似的喝着威士忌，而后把空了的酒杯放在台面上，用纸巾拧几下鼻子。 　　“或者，”他说，“或者下回发生在完全不同的人身上也不一定，例如村上你。你村上也不那么绝对一身清白吧？” 　　那以后他和我也见了几次面，或喝酒或交换难以称为前卫的那类唱片，一年约有两三次吧。我不是写日记那一类型，准确次数记不清楚。值得庆幸的是，他那里也好我这里也好时下都没有呕吐没有电话找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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