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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圣诞节颂歌磁带也至此转完，随着“咔嚓”一声响，深重的沉默笼罩了我们。她在粗花呢裙子上叉起手指。 　　“那时我二十九岁。按一般说法，我的青春快过去了。我是想当画家才到美国来的，结果画家没当成。我的手不如我的眼睛厉害。我什么东西也没能用自己的手创造出来。那画上的男子，我总觉得他就像是我自身失却的人生的一部分。我把画挂在住所房间墙上，每天看着它过日子。一看到画上的男子，我就痛感自己的损失是何等惨重，或者是何等轻微。 　　“丈夫常开玩笑，说我恋上了那个男子。我总是一声不响地盯视那幅画，也难怪他那么想。但他没有说对。我对那男子怀有的感情类似sympathy。我所说的sympathy不是同情不是共鸣，而是指两人一起品味某种无奈。您可明白？” 　　我默然点头。 　　“由于看出租车上的男子看得太久了，不觉之间他竟成了另一个我自己。他理解我的心情，我理解他的心情。我懂得他的无奈：他被禁锢在名叫平庸的出租车中，他无法挣脱出来，永远，真正的永远。平庸让他在那里栖身，把他囚在以平庸为背景的牢笼里，您不觉得可悲吗？”她咬着嘴唇，沉默了一阵，又开口道，“总之就是这么一件事，没有艺术感染力没有冲击力，什么都没有，感性也好皮肤性冲击也好都谈不上，但如果您问留在心中最久的画，倒有这么一幅，只此一幅。这样理解可以么？” 　　“有一点想问，”我说，“那幅画现在还在吗？” 　　“不在了，”她应声回答，“烧掉了。” 　　“什么时候？” 　　“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一年五月。觉得倒像最近的事，实际上快过去十年了。各种麻烦事一个接着一个，使得我决心和丈夫分手返回日本，孩子也放弃了。具体的我不太想说，请允许我省略掉。那时我什么都不想要了，无论什么，包括那里俘虏过我的所有理想、希望、爱，以及它们的残影，一切的一切。我从朋友那里借来敞篷卡车，把房间里所有东西运到空地，浇上煤油烧了。‘出租车上的男人’也在里边。您不觉得那情景挺合适放感伤音乐？” 　　她微微一笑，我也报以微笑。 　　“烧画我并不可惜。因为烧在使我本身获得解放的同时也解放了他。他通过烧而得以从平庸牢笼中解放出来。我烧了他，烧了我的一部分。那是一九七一年五月一个天朗气清的下午。之后我回到了日本。您看，”她手指房间四周，“就这个样子。我在经营画廊，生意一帆风顺。怎么说好呢，我有经商才能吧，肯定。现在独身，没什么难受的，也过得挺舒服。不过，‘出租车上的男人’的故事并没有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下午纽约的一块空地上结束，还有下文。” 　　她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用打火机点燃。摄影师轻咳一声，我在椅子上换个姿势。烟徐徐上升，被空调机吹散消失。 　　“去年夏天，在雅典街头遇上了他，是他，是‘出租车上的男人’，没错，的确是他。我在雅典出租车的后座同他坐在了一起。” 　　那完全是偶然。她正在旅行，傍晚六时许从雅典埃及广场前搭出租车去巴西里西斯·索菲斯大街，那年轻男子在奥莫尼广场那里上来坐在她身旁。在雅典，只要方向一致，出租车尽可让客人同乘。 　　男子身腰颀长，非常标致，穿燕尾服打蝴蝶结（这在雅典是很少见的），一副前去出席重要晚会的样子，从头到脚没有一处不同她在纽约买的那幅画中的男子一模一样。一瞬间，她觉得自己产生了天大的错觉，就好像在错误的时间里跳进了错误的场所，又似乎自己身体浮在离地十厘米的空中。她头脑一片空白，好一会才一点点回过神来。 　　“哈啰！”男子微笑着向她打招呼。 　　“哈啰！”她几乎条件反射地应道。 　　“日本人吧？”男子用漂亮的英语问。 　　她默默点了下头。 　　“日本去过一次。”他说。然后像要测量沉默的长度似的抬手伸开五指。“公演旅行。” 　　“公演？”她仍有些神思恍惚地插嘴道。 　　“我是演员。希腊国立剧院的演员。希腊古典剧知道吧？欧里庇得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 　　她点点头。 　　“总之就是希腊，古代的东西再好不过。”说到这里，他微微一笑。话题告一段落，他修长的脖颈扭向一边，观望起了窗外的风景。经他一说，看上去他的确只能是演员。他久久目视窗外，纹丝不动。斯坦丁奥街挤满了通勤车，出租车只能缓慢移动。男子毫不在乎车速，只管盯视着商店陈列窗和电影院广告。 　　她拼命清理思绪，将现实放进真切的现实框内，将想象归入确切的想象之中。然而情况仍毫无改变：她在七月雅典街头的出租车中同画上的男子相邻而坐，千真万确！ 　　如此时间里，车终于通过斯坦丁奥街，穿过辛塔格玛广场，驶入索菲斯大街。再过两三分钟车就开到她下榻的宾馆了。男子仍默然眼望窗外。傍晚惬意的和风轻拂他的软发。 　　“对不起，”她对男子说道，“这就去哪里出席晚会么？” 　　“嗯，当然。”男子转向她说，“是晚会，非常盛大的晚会。各种各样的人前来碰杯。大概要持续到天亮吧。我倒是要中途退席。” 　　车到宾馆门口停下，负责出租车的男侍应生把门打开。 　　“祝你旅途愉快！”男子用希腊语说。 　　“谢谢。”她应道。 　　目送出租车消失在傍晚汹涌的车流之中，她走进了宾馆。淡淡的暮色如随风游移的薄膜在城市的上空往来彷徨。她坐在宾馆酒吧里喝了三杯掺有奎宁水的伏特加。酒吧悄无声息，除她之外没有别的顾客，暮色还没有降临到这里。她觉得简直就像自身的一部分忘在了出租车里。仿佛她的一部分仍留在出租车后座，正同那穿燕尾服的年轻男演员一起往一处晚会厅赶去。那是一种残存感，一种和下得摇摇晃晃的船而站在坚固的地面时的感觉完全相同的残存感。 　　经过长得想不起有多长的时间，当心中的摇摆结束时，她身上的某种东西永远地消失了。她可以清楚感觉到它的消失。那东西没有了。 　　“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仍然真切地回响在耳畔：‘祝你旅途愉快！’”说到这里，她在膝头合起双手。“不认为这句话很妙么？每当记起这句话时，我就这样想：自己的人生已经失去很多部分，但那不过是一部分的终结，而往后还是可以从中获得什么的。”她叹息一声，嘴角稍微拉向两侧笑了笑。“‘出租车上的男人’的故事这就结束了，完了。”她说，“抱歉，说这么久。” 　　“哪里哪里，非常有趣。”我和摄影师说。 　　“这故事里有个教训，”她最后说，“一个只能通过自身体验学得的宝贵教训。那就是：人不能消除什么，只能等待其自行消失。” 　　她的话就此终止。 　　我和摄影师喝干杯里剩下的葡萄酒，道谢离开画廊。 　　我很快将她的话整理在稿纸上，但因当时杂志篇幅有限，怎么也没能报道出去。现在能以如此形式发表，我感到无比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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