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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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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春天的钟 一 花季的镰仓，适逢佛都七百年祭，寺庙的钟声终日悠扬不止。 这钟声，有时信吾却听不见。菊子不论是在勤快干活，还是在说话都可以听见，而信吾不留意就听不见。 “喏。”菊子告诉信吾，“又响了，您听。” “哦？” 信吾歪着脑袋，对保子说： “老太婆，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连那个也听不见？”保子不愿理睬，将五天的报纸摞在膝上，慢慢地在阅读着。 “响了，响了。”信吾说。 只要听见一次，以后就容易听见了。 “一说听见了，你就高兴。”保子将老花镜摘了下来，望了望信吾。 “庙里的和尚成天价撞钟，也够累的。” “撞一次得缴纳十元呐，那是让香客撞的啊。不是和尚撞嘛。”菊子说。 “那倒是个好主意。” “人家说，那是供奉的钟声……听说计划让上十万人百万人撞呢。” “计划？” 信吾觉得这句话很滑稽可笑。 “不过，寺庙的钟声太忧郁，怪讨厌的。” “是吗，很忧郁吗？” 信吾正想：四月的一个星期天，在饭厅里一边观赏樱花，一边聆听钟声，多悠闲自在啊。 “所说的七百年，是指什么七百年？大佛也七百年了，日莲上人①也七百年了。”保子问道。 ①日莲上人（1222—1282），日本镰仓时代的僧人，日莲宗的鼻祖。 信吾回答不出来。 “菊子知道吗？” “不知道。” “真滑稽，我们白住在镰仓了。” “妈妈您膝上的报纸没刊登什么吗？” “也许刊登了吧。”保子将报纸递给了菊子。报纸整整齐齐地摞在一起。自己的手头只留下一份。 “对了，我也好像在报上读过呢。但是，一读到一对老夫妻离家出走的消息，引起对身世的悲伤，脑子里就只记住这件事了。你也读了这段消息吧？” “唔。” “称做日本游艇界恩人的日本划船协会副会长……”保子刚念报纸文章的开头，尔后就用自己的话说：“他是创建小艇和快艇公司的经理，已经六十九岁，妻子也六十八岁呐。” “这件事怎么会引起对身世的悲伤呢？” “上面还刊登了写给养子夫妇和孙子的遗书。”于是保子又念起报纸来： “一想到只是活着，却被人们遗忘了的凄凉的影子，就不想活到那份上了。我们十分理解高木子爵①的心情。他在给养子夫妇的遗书中写道：我觉得一个人在众人爱戴之中消失，这是最好不过的。我应该在家人深切的爱中、在许多朋友、同辈、后辈友情的拥抱中离去。给小孙子的遗书中则写道：虽然日本的独立指日可待，可前途是暗淡的。惧怕战争灾难的年轻学生如若渴望和平，不彻底贯彻甘地式的不抵抗主义是不行的。我们年迈，要朝着自己坚信的正确道路前进，并加以指导，已是力不从心了。徒劳无益地等待那‘令人讨厌的年龄’的到来，岂不虚度此生。我们只希望给孙儿们留下一个好爷爷、好奶奶的印象。我们不知道会到哪儿去。但愿能安眠，仅此而已。” ①高木子爵，即高木正得（？—1948），三笠宫妃之父。 保子念到这里，沉默了一会儿。 信吾把脸扭向一边，凝望着庭院里的樱花。 保子一边读报一边说：“他们离开东京的家，到大版去拜访他们的姐姐之后就失踪了……那位大阪的姐姐已经八十岁了。” “妻子没有留下遗书吗？” “啊？” 保子一愣，抬起脸来。 “妻子没有留下遗书吗？” “你说的妻子，是指那位老大婆吗？” “当然是啰。两个人一起去寻死，按理说妻子也应留下遗书嘛。比如你我一道殉情，你也需要写下什么遗言的吧。” “我可不需要。”保子淡漠地说，“男女都写下遗书的，这是年轻人的殉情啊。那也是因为两人不能结合而产生悲观……至于夫妻，一般说只要丈夫写了就行，我这号人现在还会有什么遗言需要留下的呢？” “真的吗？” “我一个人死，那又另当别论。” “一个人死，那就千古遗恨啦。” “都这把年纪了，即令有也等于无啰。” “老太婆不想死也不会死，这是她无忧无虑的声音响。”信吾笑了。 “菊子呢？” “问我吗？”菊子有点迟疑，慢条斯理地低声说。 “假使菊子你和修一去殉情，你自己不留下遗书吗？”信吾漫不经心地说过之后，又觉得真糟糕。 “不知道。到了那份上会是什么样呢？”菊子说着将右拇指插到腰带间，像要松松腰带，然后望了望信吾。 “我觉得好像要给爸爸留下点什么话似的。” 菊子的眼睛充满稚气、湿润，最后噙满了泪珠。 信吾感到保子没有想到死，菊子却未必没有想到死。 菊子身子向前倾斜，以为她要伏地痛哭一场，原来却是站立起来走了。 保子目送她走后，说：“真怪，有什么可哭的呢？这样会得神经官能症的。这是神经官能症的迹象呢。” 信吾把衬衫扣子解开，将手插到胸怀里。 “心跳得厉害吗？”保子问。 “不，是乳头痒，乳头发硬，怪痒的。” “真像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哟。” 信吾用指尖抚弄着左乳头。 夫妇双双自杀，丈夫写下遗书，可妻子却不写。妻子大概是让丈夫代写呢？还是让丈夫一起写？信吾听着保子念报，对这点抱有怀疑，也颇感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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