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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然而，由于我们对动物行为了解得越来越多，我们意识到这种性爱巩固家庭的理论仍然有很多问题无法解释。黑猩猩尤其是倭黑猩猩虽然比我们人类更频繁地性交（多达每天数次），可它们仍然乱交，并不存在配偶契约。相反，我们可以列举无数哺乳动物中的雄性陪伴伴侣和后代并不是出于性的诱惑。长臂猿实际上是一夫一妻的，经年累月过着无性的生活。你向窗外看去，可以观察到雄燕雀是何等勤勉地协助伴侣喂养雏鸟，而性在雌鸟受精后已经停止了。即使是一夫多妻的雄性大猩猩一年当中也只有几次性交机会，他们的配偶总是在哺乳或者不在发情期。那么，为什么女人必须经常以性笼络男人，而其他雌性动物则无需如此呢？ 　　人类配偶和那些禁欲的其他动物物种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长臂猿、多数鸣禽和大猩猩是散居的，每对（或者每群）配偶各自占有领地，这种居住楼式几乎没有邂逅潜在的婚外性伴侣的可能。而传统人类社会的典型特征也许就是配偶与其他配偶们结群生活，彼此必须为经济目的而合作。要找出一种近似的平行居住生活的动物来，我们必须超越人类的哺乳动物亲戚，而将视线投到高密度筑巢群居的海鸟身上。但海鸟的夫妻们，也不像人类那样为经济目的彼此依赖。 　　于是人类性的两难窘境就是，父母必须长年共同哺育不能自立的孩子，同时抵挡周围其他富有生育能力的成年异性的诱惑。婚外性行为是破坏婚姻并危及父母哺育孩子的合作关系的幽灵，它始终在人类社会游荡。不管怎样，人类进化发展了隐蔽的排卵期、恒久的性的接纳力、共同哺育后代以及通奸的诱惑等特点。那么它们是怎样磨合的呢？ 　　科学家们过去对这些矛盾的评价产生了许多相互对抗的理论，每一件都反映着它的倡导者的性别。例如，有一名男科学家推出卖淫理论；女性操泽业是为了换取男性狩猎者的捕获物。还有一个男科学家提出私通优化基因理论，推断如果一个穴居女性不幸被其氏族嫁与一个无能的丈夫，她可以凭借其持久的对性的接受能力吸引一个有优秀基因的邻近穴居男人并由此婚外受孕。 　　同时，一个女科学家提出了反避孕理论，她非常清楚，新生儿与产妇的体形之比，比我们的近亲猿类大得多，以致人类女性的生育极其痛苦和危险。一名体重约45千克的女性通常生下27千克重的婴儿，而体形2倍于她的雌性大猩猩（90千克）生养的却是一半大小的幼崽（1.35千克）。结果，人类女性在现代医学诞生之前常常死于生育，并且女性在分娩时需要人帮助（在现代发达国家是产科医生和助产上，在传统社会则是接生婆和年长妇女）；而雌性大猩猩分娩时则无需帮助，从无困生育而死亡的记录。因此根据反避孕理论，某些穴居女性清楚生育的痛苦和危险，也清楚她们的排卵时间，并不适当地运用这一知识，以达到避孕目的。这样的女性无法将她们的基因代代相传，以致这个世界上充斥着对自己的排卵时间一无所知的女性，并因而无法在易受孕时避免性交。 　　在这一片泛滥的解释隐蔽排卵期的假设中有两个假设，即“居家父亲”理论和“多父”理论所起来似乎最有道理。有趣的是，这两个假设是完全相反的。“居家父亲”理论假定隐蔽排卵期的进化是为发展一夫一妻制，迫使男人留在家庭，强化男人对其妻子所生育子女尽父亲的责任。“多父”理论则假设隐蔽的排卵期可以使女性拥有众多的性伴侣，而使众多的男人无法确知自己是否繁衍了她的孩子们。 　　首先来看一下“居家父亲”理论，它由密歇根大学的生物学家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和凯瑟琳·努南（Katharine Noonan）提出。为了理解他们这一理论，我们先来想象一下，如果女性如同雌拂排一样用鲜红色的臀部来公开她们的排卵期，那么婚姻生活是何等情状。丈夫会从她妻子臀部的颜色准确无误地识别出她排卵的日子，然后在这一天会留在家里，奋力做爱以使她受孕，传递基因。而在其他时候，从妻子苍白的臀部他会明白与她做爱毫无用处。于是他会出去通跳，寻找别的无人卫护的红臀女士，以使她们受孕，遗传更多自身的基因。他心安理得地将妻子留在家中，因为他知道她此时不会接受男人的性要求，并且无论如何也不会受孕。这就是雄鹅、雄性海鸥和花斑鹞的所作所为。 　　对人类来说，这种公开排卵期的婚姻生活无疑有着可怕的后果。父亲将很少在家，母亲不能独力养育孩子，婴儿将大批死去。对于父母双方这都是糟糕透顶的事，因为谁也不能顺利地传递基因。 　　现在我们来描绘一下相反的情形。丈夫对妻子的受孕时间无迹可察，于是他为了更多一些机会令其受孕，不得不留在家中，在每个月中尽可能多地与她做爱。迫使他留在家中的另一动机是为了时刻保卫妻子，防止别的男人乘虚而入，因为她很可能恰好在他出门的某一天怀了孕。如果某天晚上妻子恰好排卵，而花心的丈夫不幸正躺在别的女人的床上，那其他男人很可能就会在这位花心丈夫的床上令他妻子受孕，而丈夫却在别处与另一无望受孕的女人通奸，浪费精液。在这种截然相反的设想中，由于男人无法识别哪些邻人的妻子可以受孕，他就缺少理由出去逻跳。结果皆大欢喜：父亲们在家忙碌，共同照料孩子，婴儿茁壮成长。父母双方都由此得益，因为他们可以成功地传递基因。 　　实际上，亚历山大和努南强调的是由于人类女性独特的生理状况迫使大夫们留在家中（至少要比他们本来停留的时间长）。女性因为招募到一个积极的育儿伙伴而受益；而男性如果肯与妻子合作，遵循妻子身体变化规律办事的话，他亦因之受益。男人一直留在家中，便有信心认为他正在共同养育的孩子确确实实携有他的基因。他无需恐惧在他离家狩猎时，他的妻子（如同一只雌狒狒的作为）会亮出鲜红的臀部将自己的排卵期广而告之，吸引成群的求偶者，和周围的每一个男人公开交合。男人对这些基本规律如此深信不疑，以致即使他们明知不能令妻子受孕，他们仍会在孕期和绝经期后与妻子继续交合。因此，在亚历山大和努南看来，女性发展隐蔽的排卵期和持久的性的接受能力是为了促进一夫一妻制、共同育儿和加强父亲们尽父道的信心。 　　和以上观点相对抗的是由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人类学家萨拉·赫尔迪（Sarah Hrdy）提出的“多父”理论。人类学家很早就认识到杀婴现象在许多传统人类社会是普遍存在的。尽管现代各国已制定法律制止这一现象，可直到赫尔迪和其他学者着手这一领域的研究前，动物学家对于在动物中杀婴现象的发生率并无估算。现在记录在案的有这一现象的动物物种除从狮子到非洲猎犬等一大批物种外，还包括人类的最近亲：黑猩猩和大猩猩。成年雄性对于未与其交配过的雌性所生的幼点尤其容易做出杀戮的行径。例如，雄性入侵者力图取代原来的雄性并夺取其雌性配偶群，夺位者无疑知道所杀的幼崽并非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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