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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要理解人类的性活动就要承认它是一个生物进化学上的问题。当达尔文在他的巨著《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中承认生物进化现象时，他的多数证据来自解剖学。他推断多数植物和动物的结构是进化的——这就是说它们一代一代发生变化。他还推断进化的主要力量是自然选择。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说是指植物和动物的结构适应性地发生变化，某些改变使得物种个体在存活和繁衍能力上比其他个体更胜一筹，这些特殊的改变代代相传，因而数目不断增加。后世的生物学家们指出，达尔文有关解剖学的推理同样适用于生理学和生化学：动物或植物个体的生理和生化特征也是随一定生活方式调整，并且顺应环境发展。再后来，进化生物学家指出，动物的社会系统也是发展变化的，即便是一些关系密切的动物物种，有些是独居的，另外一些是小群活动，还有些知是大群生活。它们的社会行为是动物为了生存和繁衍而进化的结果。究竟是独居还是群居更有利物种的生存和繁衍，取决于诸如食物来源是丛生的还是散布的、是否面临食肉动物袭击的高度风险，等等。性活动也是同样道理，它取决于每一物种的食物来源，食肉动物的威胁和其他生物学上的特征。某些性行为方式也许要比其他方式更适于生存和繁衍。在这个问题上仅举一例，一种最初看来与进化逻辑截然相反的行为：吞食性伴侣，即有些物种如蜘蛛、螳螂的雄性在交配后甚至在交配时照例就会被它的配偶吞食。这种吞食显然得到了雄性的同意，因为这些物种的雄性靠近雌性，没有任何逃跑企图，甚至将脑袋和胸部靠向雌性的嘴巴以便雌性嚼食它的大半截躯体，而与此同时，它的腹部仍在继续向雌性体内射精，工作不辍。 　　假如谁把自然选择的意义看作是尽可能保证生存，那么这种自杀性的同类相食便毫无意义了。实际上，自然选择保证的是基因的传递，而生存在多数情况下只不过是一种使基因的不断传递成为可能的策略。我们来设想一下，例如延续基因的机会寥寥无几并且毫无先兆，此时雌性良好的营养状况必定会大大增加延续该基因的后代的数目。这就是那些低密度生活的物种如蜘蛛和螳螂面临的境况。一只雄虫能遇到一只雌虫已是鸿运当头了，不能奢望这样的好运会撞到第二次。这只雄虫的最佳策略是通过它的幸运遇合产生出尽可能多的携带其基因的后代。雌虫储存的营养越多，她就能给卵子越多的热量和蛋白质。如果雄虫在交配后离去，它很可能再也找不到另一个雌虫，它的存活因此也将毫无意义。相反，如果鼓励雌虫吃掉它，它就可以使雌虫产出更多携带它的基因的卵来。此外，雌蜘蛛在吞食雄蜘蛛时无暇他顾，就会允许雄性生殖器交配持续的时间更长一些，注入更多的精液使更多的卵子受精。雄蜘蛛的进化逻辑是无懈可击的，但对人类来讲则是怪异的，因为人类的生物特征使得吞食性伴侣并无助益。多数男性一生中，有多于一次的性交机会；营养再好的女性一次通常也只生育一个婴儿，或者至多是双胞胎；并且一个女性在一次坐股期间也不可能通过充分消化男性的身体来显著改善她孕期内的营养基础。 　　这个例子显示，不同物种的不同生态学和生物学特点对物种的性策略有决定作用。蜘蛛和螳螂吞食性伴侣，取决于它们低密度分布、遇合概率低的生态学特点，以及雌性消化相对巨量食物的能力及营养良好时能显著增加产卵量的生物学特点。如果个体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栖息地，生态学特征会顿时改变，但个体仍携有与生俱来的生物学特征，这些特征只能通过自然选择缓慢改变。因此仅考虑物种的栖息和生活方式，纸上谈兵地设计出一套适合这种栖息和生活方式的性活动特征是没有用的，你必将发现这些假定的最佳的性活动特征并未发生。相反，性的进化受到遗传特征和先前的进化史的严重制约。 　　例如，多数鱼类雌性产卵，雄性在其体外授精，但是所有的有胎盘的哺乳动物和有袋动物都是雌性生育幼体而不是排卵，并且所有的哺乳动物都采用体内授精（即雄性精液注入雌性体内）。生育幼体和体内受精涉及到如此之多的生物学调适和遗传因素，以致于所有有胎盘哺乳动物和有袋动物几千万年来固守了这些特点。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些遗传特征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没有一种哺乳动物是雄性独力照顾后代，即便是和雄性独力照顾后代的鱼类、蛙类比邻而居的哺乳动物也是如此。 　　我们因此可以重新定义一下由我们奇特的性活动产生的问题。在过去的700万年间，人类与最近的亲戚黑猩猩发生了分化，性解剖结构有某些区别，性生理区别多一些，性行为差别更多。这些差别确实反映了人类和黑猩猩在环境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别，但这些差别还受到遗传因素的制约。那么，生活方式和遗传因素是如何造成人类进化出怪诞的性活动方式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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