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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五


  §爸爸

  一个自由人思考得最少的就是死,他的智慧是对于生而不是对于死的沉思。

  ——斯宾诺莎

  我3岁那年,父亲去世了。7岁的时候,母亲再次结婚,于是我成了世界上最幸运的女孩。你知道吗?是我选的爸爸。妈妈和“爸爸”约会一段时间后,我对妈妈说:“他就是我爸爸,我们将接受他。”

  我参加了妈妈和爸爸的婚礼,为他撒花,我一直因此而自豪。有多少人敢说他们参加过父亲的婚礼呢(而且是真正地沿着过道走下来)?

  父亲为这个家而自豪(两年以后,我家添了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好多人对妈妈说:“查理看起来对你的小家伙们感到很满意,很自豪。”那绝不是奉承话。爸爸确实对我们的聪明、诚实和对人们满腔的爱而感到满意和自豪(也包括我那惹人喜爱的微笑)。

  我快17岁的时候,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爸爸病了。检查了几天,医生仍找不到病因。“如果我们这些权威人士都找不到病因的话——他一定是健康的。”他们让爸爸回去上班。

  第二天,爸爸从班上回到家里,泪流满面。那时我们才知道他得了致命的病。以前,我从没见过父亲哭泣,父亲说哭泣是懦弱的表现(与此有着有趣联系的是,我——一个爱激动的十几岁的孩子——会因每一件事而哭泣)。

  终于,我们说服了爸爸让他住进了医院。他被确诊患了胰腺癌。医生说他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但是,我们更了解爸爸,我们知道他至少还能陪我们度过3个星期。因为下周是妹妹的生日,3周以后是我的生日。父亲一定会和病魔作斗争的——祈祷上帝给他力量——一直坚持到我们的生日。因为他不愿我们有令人心碎的生日,更不愿将来有这样的回忆。

  一个人将要离去的时候,他会比以往更清楚地认识这样一个现实:生命必须继续。父亲十分希望我们能像原来那样生活,无忧无虑。我们要求父亲像以前那样仍然是我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们达成了一致。我继续进行我们的“正常”活动,而父亲是这些活动中最积极的因素——尽管是在医院里。

  有一次,在我们日常的探望之后,父亲同病房的病友跟着母亲走到走廊。“你们来的时候查理总是平静,很积极,我想你没有意识到他有多么痛苦。他用所有的力气和忍耐力去掩饰他的苦痛。”

  母亲回答道:“我知道他在掩饰,但那是他要做的。他不愿让我们难过,他知道当我们看到他受煎熬时我们会有多么难受。”

  母亲节那天,我们带着礼物去了医院。到医院时,父亲已经在门厅里等着我们了(妹妹太小是不允许进父亲的病房的)。我替爸爸买了一件送给妈妈的礼物。在那个属于我们的门厅角落里,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精彩的晚会。

  下周是妹妹的生日。父亲的身体已经不能下楼了,所以我们把生日蛋糕、生日礼物带到了医院,在父亲病房的同层楼的接待区里庆贺了一番。

  第二周的周末我举行了舞会。按照惯例我们在家里拍了照,聚会结束之后,我们去了医院。是的,我穿着带裙环的长长舞裙穿过了医院(我的这身衣着不适合乘电梯)。当时我真觉得有点尴尬,可当我看到父亲脸上的微笑时,这种感觉消失了。这么多年来,父亲一直在等着他可爱的女儿举行第一次舞会。

  妹妹每年要参加一次舞蹈演出,演出前一天总要进行彩排,彩排那天是全家人照像的日子。很自然,彩排之后我们去了医院。妹妹身着舞裙缓缓地走过走廊。她为爸爸表演了优美的舞蹈。父亲始终都微笑着——尽管每一个动作的拍击声都会引起头部的剧烈疼痛。我的生日到了,我们把妹妹偷偷地带到父亲的病房里,因为父亲不能离开病房(当时护士善意地装作看不见)。我们又庆贺了一番。但父亲的身体支持不住了。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在抗争。

  那天夜里,医院来了电话,父亲的病情急剧恶化。几天以后,父亲离开了我们。

  从死亡中所得了的最深刻的教训之一是:生活必须继续。父亲坚决主张不要让生活停下来。就是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仍关心着我们,爱护着我们,为我们而骄傲。他的最后愿望是什么?那就是葬他的时候,衣袋里要有一张全家人的合影。

  (凯利·J·沃特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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