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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札记(1)
/文：马丁·杜伯曼 　　乔治·肯南（George Kennan）的文章《没有计划的叛乱》（《纽约时报》星期日杂志，1968年1月21日）是令人震惊的。里面几乎没有一个句子不是虚妄的指控，自我封闭的观点，不合时宜的愤慨。它是对校园激进左派的全盘歪曲——完全是那种居高临下、肆意歪曲的叙述，这种叙述认他们的角度出发认定20岁的人，认为“自由主义者”不能理解新的一代，也不能理解社会摆在我们面前的新问题。不止于此，该文还是一篇危险的文章，因为它用了通常罗纳德·里根才用的观点和措辞，从而使肯南这个名字有了一种特别的分量…… 　　我难以相信肯南看过多少立场鲜明的报纸，这种报纸经常由“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发行，而这一全国性的组织代表着校园激进左派的立场。如果他读了的话，他不可能提到他们“巨大的确定性”，他们“尖叫的脾气发作”，他们对“唯暴力主义”充满了兴趣。因为他们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好，差一点使他们变成了“乌托邦主义者”。 　　确实，他们还没有创造一个更美好世界的“蓝图”。如果他们有，就会受到天真的指责，因为只有笨蛋才敢说有一套解决各种问题的详细答案……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大胆狂妄，今天的青年激进分子就没有争论的基础。如果肯南愿意阅读“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成员写的作品，他会发现大量有关“修改宪法或政治改革”的建议，也有很多他宣称并不存在的“理智的争论与讨论”…… 　　这已经是老调重弹了：当激进派真正拥有一个美好社会的计划时，他们被谴责为束缚千姿百态的社会；当他们没有制定出计划来的时候，他们就被谴责为空想。那些反对实质性改革的人总会找到理由这样做的…… 　　——致编者，《时代》，1968 　　在我们种族主义的文化里，固执的态度和行为已是家常便饭。如果期望它很快会被消除，不切实际地希望这一代人能获得兄弟般的感情，那我们就太愚蠢了。如果我们能够按照那些原则来使之付诸行动的话，那我们就会做得很好。也许将来在更真实、更富人文精神条件下成长的一代，会从外在的摊从转向内在的信念。但是对于现在来说，即使为取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有限的目标，我们也必须依靠对联邦立法进行补充，要求它得到有力的贯彻执行（不同于1964和1965年的条款），对相当多的社会动乱有所准备…… 　　如果变革会自动到来，那就更好了。加强立法不是一种理想的方式。但是考虑到为时已晚和反对派的固执己见，这显然是谁一的方式。有人会认为，强行改革不能产生持久的结果；人们不能立法以反对偏见；国家方式不能改变大众方式。但是这种观点搞错了平等立法的基本用意，平等立法的目的不在于消除偏见，而在于减少偏见的外在表现。立法只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只能强化法律，只能让人民被迫去遵守法律，而不管他们对法律有什么样的感觉。有人甚至还这样认为——像高登·阿尔伯特（Gordon Alport）的书《偏见的本质》中的观点那样——从长远观点着，强行改变外在行为最终会影响内在的信仰，使二者走向更大程度的一致…… 　　历史不是一个必然的永远进步的故事，不管美国人多么偏爱那种观点。改革的冲动在达到目标之前经常会传播开来，在一种逆反倾向中把以前的成果全部抹杀。1967年，就像在1877年（第一次“重建”）时一样，出现了这种趋势实际上已经开始的明显信号。如果没有受到阻力的话，它可能会加速前进。我们几乎付不起骄傲自满、不思进取的代价——就像他们一样可怜。 　　如果说在种族平等方面能取得什么进展的话，那将需要艰苦的努力才能获得——不能靠想像中时间之恩赐，或上帝的降福。 　　——《一个公民权利的读者》前言 　　（利昂·弗里德曼编）1967 　　约翰·邦扎尔对怯懦和悲伤十分气愤。他特别不再欢以轻视态度对待这个一冷酷、实用”（即“真实”）的政治世界的人，他们试图把它变为它不是的某种东西（如种族或神学），然后对估计不足的失败进行严厉谴责。在这样做的时候，邦扎尔宣称（在他的新书《美国的反政治》里）他们拒绝承认政治——它的付出和索取，它的妥协和调和——是一个民主社会真正的需要，这个社会力求以最低限度的压力来调控个人与集体利益问不可避免的冲突。政治只有一种有效的作用：避免固有的、容易导致分裂循社会经济问题忧乱社会“共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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