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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发生的60年代运动(2)
记者：现在你谈论的主要是关于战后时期，是吗？ 　　大卫：是。 　　记者：社会党和这一时期的其他党派的情况如何？ 　　大卫：这里你一定得记住，日本社会党比普通社会民主党都要更马克思主义一些。今天真正的社会民主党是新近从日本原社会党分离出来的。日本社会党仍然存在，其右翼比民主社会党更民主社会党，但还右不过1950年前后分崩离析的民主社会主义党，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极典型的社会民主党。 　　记者：他们是不是专门用了一个词来指代我们说的“新左派”。 　　大卫：是的。但要理解这些，你就得回过头去研究一下。共产党建立了一个青年团，称为Gakuren，共产党在1947年前后重新建立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叫Zen－gakuren的全日本的学生组织。这个组织沿着比共产党更民主的路线运作，有来自各个大学的代表，代表们在会议中必须按照民主原则进行工作，主要组织也是党在各个大学的各种支部。 　　记者：就像一种社会学的假设一样，这些支部是否与你前面谈到的Gumi有什么关系？ 　　大卫：我不知道，考虑到这种年龄等级体系内男人关系的贴近，我怀疑，他们之间至少存在一种隐喻的关系。人们真正加入党的支部，或加入新左派，几乎都是很偶然的事，是因为密切的关系或偶然的碰头。一个老朋友叫某个人一起去参加一个会，那就可能是党支部或小组，离开了就等于分离了，这一现象在日本左派那里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夸张。 　　为什么全日学生联合会在1956年匈牙利第20届党代会和揭律斯大林主义后，对共产党不再抱有幻想，而是离它而去？原因有很多。他们也有具体的日本问题要去追求，比如说，朝鲜人总是被歧视，这始终是新左派的一个主要问题。其他主要目标是对阿夷努人的歧视，但那是一个很小的少数民族；被称为小村居民的——皮鞋匠，实在是一种不能触动的等级制度。这些问题不能获得通过，是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其他的人，所有的人都是日本人，这是很难以消除的东西。这些问题是日本共产党首要任务中列在比较靠后的位置。 　　但是也许全日学生联合会分离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共产党决定成为一个合法党，一个国会党，在那以前它还从来都不是。社会党是议会中必不可少的党，而共产党则处于地下状态，虽然在向地上的方向努力。新左派是在日本共产党决定放弃秘密活动，参与地方竞选，成为国会第三或第四大党的时候成立的。 　　全日学生联合会决定，这是不彻底的革命。它不能充分地说明阶级斗争的问题：党在每一个方面都背弃了自己的宗旨。因此，1958他们分裂了，采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过去，相当于美国劳联一产联（AFL－CIO）的SOhy。这一大的工会试图发动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美国霸权的群众示威，但是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很难开展工作：一是美国的占领从总体上说还是相当受欢迎的，它做了很多日本人想要人做却并不想自己做的事。它很受保守的自由民主党的喜欢，因为他们取得权力利益的同时，可以说，那些事与他们无关。最重要的是麦克阿瑟改革废除了地主一佃户制度，这事是以任何日本政府从未做过的方式发生的。它粉碎了土地不动产，给那些曾很好斗且农民意识很重的佃户以社会地位，有些人成为日本共产党的党员，有些人成为极端行动分子，成为带有浪漫、怀旧色彩的反国家偏见的半法西斯主义者——不是现在与三岛相联系的那种个人化的偏见，而是农民武士的那种传统——真正的家庭在底部，上面是皇室，中间没有国家的概念，而只是不同等级的家庭—…·这些家庭世界仍然是完整的，可以分为佃户的世界和非佃户的世界。最后，这些差异都被土地改革摧毁了，政府负责投资郊区信贷，因为国家在战后正处于匾乏状态之中（我总的提一句，因为后面还要讲到这方面的内容）。有些农民已经变为激进分子，参加了日本社会党，或日本共产党，但即使这些人一下子都不再是农民而成了郊区的企业家，家庭结构也仍然完好无损。所以这是很难发动群众反对美国权威的一个原因，除非你能诉求于下一代，那是全日学生联合会的激进的一代，他们从对领空的军事占领和控制的角度来看待美国人的出现。而天空下面的土地，由于已经回到人民手里，随着工业化向乡村地区的扩展也开始消失。1960年——日本宪法呼吁每隔十年修改一次美B条约——日本新左派才真正开始致力于条约修改的话题。学生发动了成千上万人，比工会曾设法去发动的人数多好多；在群众的冲突中，他们包围了日本国会，迫使首相石井辞职。这是第一次成功的公民参与运动——意味着工会和其他运动的联合。例如，一个被称为保卫富士的运动在1947年开始，这是一次由母亲们参加的运动，她们抗议一个美国空军基地建在富士山的山坡上——一系列小规模的运动最后在1960年连成一片，发起了一百多万人参加的反对美日安保条约示威。这是日本真正的反对派。形式上仍然相对原始，但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山林佐贺的农民运动仿效并发展了他们的经验。这就是左派握在手中的法宝，而不是那些被公认的巴黎公社的翻版，日本的左派开始于1958－1960，特别是1960年反对安保条约之后。 　　全日学生会依次地包含有各种倾向。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Bundu。名字借自德国老激进分子邦德，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现在这些开始在全日学生联合会外围活动，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范围。逐渐地，就有了三个学生会。既然这些组织已经不再把自己看成是专门的学生组织而看成是职业革命团体，他们便把左派看成是秘密的、激进的和暴力的。Bundu都是些严重的托派主义者，突然分裂成十个不同的宗派，就像宗教的派别一样。这些宗派规模都非常小，互相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一种强烈的感情上的承诺责任心。他们在阶级斗争的世界里工作。但是既然阶级斗争总是有，就像是永远不会有决定性的胜利一样，因此没有什么失败会是真正的失败。他们生活在日常策略的琐碎之中。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一分为二，同时五相向对方宣战，一个称自己为中央核心党，另一个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一个发表决议宣布另一个通过了一条法西斯主义的决议，战术很快就升级为原则，举例说，原则可以定为列宁主义对托洛茨基主义，或日常细小的战术问题融合为重大战略原则。因此，没有人听到过的斗争要给出一个名字；例如一5·22斗争”，这成为一个能指来借代一次大的信仰的斗争，直到某个“转折”事件暴力的到来。当有人被杀，那个人就成为“5·22斗争”的烈士，等等。接着，整个事件就成为可怕的制作圣像的过程，有很多对策略的象征进行公开的操纵，把象征作为从历史和日常事件构织斗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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