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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何时是新的(12)
作了一年的计划开发者之后，我成了下东区就业计划的负责人，作为一个社区活动分子和行政管理人员，我又打发了随后两年的时光。党派或工会组织陶醉于激进派的道路，我选择的是取而代之的另一条道路。作为公民的行动，下东区不能够沿着同样的路线进行组织，其大多数活动已经在白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选民中组织起来。当我们为抵制戴维·洛克菲勒在曼哈顿下区建设高速公路而展开斗争的时候；当我们试图在贫民区开展合作公寓运动并在60年代末的一个炎热的金季里与警察搏斗的时候；当我们向城市当局和联邦政府施加压力，为年轻人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奔走的时候，所有活动以当地的意大利人为同盟军，以穷人和工人阶级的波多黎各人为基础的。组织者是从分散于社区各处多个社会机构中招募来的。这是社区活动的黄金时代，我们通过为尼克松设计穷人收入保障计划以取代约翰逊漫天边际的反贫穷运动，促使莫尼汉（Daniel PatrickMoynihan）就社会混乱和下层社会组织问题发表了讲话。 　　莫尼汉的《最大程度的合理误解》提到了1970年社会主义学者会议上的一个专题小组讨论会，我和哈灵顿都参加了那个关于反贫穷计划的价值的讨论。我有些随意地提到该计划最好的特点是聘用了很好的组织者，而莫尼汉就此作为证据，认为计划被无可救药地引入了歧途。现在回顾起来，我认为各种以穷人的需要为指归的计划是整个60年代最有趣的特点之一。这些计划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活动（自经济危机以来第一个救济金权益方面的活动）提供了支持，使城区复兴计划没有胎死腹中，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活动培养出了一代组织人才。他们通过工人农民的斗争以及公共事业领域尚未完成的组织，与公民权利、反战和学生运动中的组织者一起，几乎重新恢复了工人组织的活力。 　　这些社团组织者之所以不选择毛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作为反对自我治理的社会的权力主义意识形态，毛派和托派的立场给他们、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是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马克思主义对于理解我们面临的形势是必要的，但却是不充分的；而主要由列宁本人创立的列宁主义又不适用于我们社团的建设。我们相信，美国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国际主义的，尤其应该把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的斗争考虑过来；但是我们更相信，它必须建立在具体的美国传统的基础上。我们正置身于最活跃的反战派的行列，对孤立主义的人民党主义的危害性有着充分的了解，因此，试图重温美国共产党历史恶梦的危险更让我们心有余悸。 　　“新共产主义者”侵入工厂组建工人先锋队，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没有成功，虽然从逻辑上讲，他们也时有收获。他们制定了有分量的宣言，宣称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性，精心制定了击败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因为他们认为这两个党在革命到来的时候会像1919年一样背叛工人阶级。为了清除心中根深蒂固的和平情感，也为了象征性地消灭敌人，他们使用着暴力的语言。 　　各种托派团体相比较而言就相当理性，他们拒绝用暴力行事，并不预言法西斯主义或社会主义就要到来，但他们既强调工人阶级的作用，也强调先锋队的重要性。他们的工会工作更成功，这是因为他们支持卡车司机国际工人兄弟会、钢铁工人和电信工人联合会中最进步的普通工人暴动，并且一直保留有左派主义的背景。但是，他们发现自己在改革斗争中反对最保守的官僚以及其他的非社会主义好斗分子，而对于这些人，诚实的契约和民主的工会是一种限制；而那也可能成为这种“打入内部论”本身的限制。 　　70年代，左派的一个重要派别“消失”了，成为与之相近的激进主义，包括为反对核武器及其控制机构的斗争，女权主义为社会自由和经济平等的斗争，当然，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以经济学和社会学为主的各类学科中确立了地位的学术研究。经常地，我们会失掉作为激进派的特征，这种特征并不是由宗派组成的，也不是由左派刊物组成的，更不是由新左派分裂后存在下来的数个社会主义派别所构成。很多激进分子都感到民族运动爆发的时机已经过去，左派也没有机会形成一个明确的思想倾向；它已变成了仍然回响在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中的一种亚文化，一种美国生活，但在别处，它已经失去了具体的拥护者。 　　60年代后期，我已经成了那时新左派的主要周刊《卫报》的专栏作家，当时，它是知识分子和激进主义者就激进派的策略进行辩论的地方。很显然，我的任务就是拓宽由群众运动创造的左派公众领域，媒体也许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的方式。我主要写两类文章：时事政治和劳工运动发展的分析，以及历史和社会理论方面的连载文章。内容有马尔库塞（Marcuse）的哲学，对法西斯主义的讨论，工会的命运，美国左派的状况等等。同时，我在下东区为争取城区空间的斗争中仍然活跃。 　　在我而言，60年代结束于一群《卫报》编辑的抗议，他们抓住生产方式，抗议《革命青年运动》第二期那篇论新共产主义运动一个派别的文章。这些抗议人士是“地下气象”的同情者，或是独立的反权力主义者。1970年3月，我在群众团体创建的另一份短命的报纸《解放了的战士》上面发表了一篇谴责两个派别搞宗派主义的文章，就此放弃了我的专栏，结束了我新左派的生涯。 　　1970年的春天，我参与了在东哈莱姆建立另一所公共高中的计划，这也许是使义务教育运动经常化的第一次重要行动。为了在现行权力结构之内争取空间，等待下一次机会，我们尝试向官僚发起长期的进攻。那些建立新组织的令人头晕目眩的日子永远也不会磨灭掉这种感觉：这是一场防御战。我们现在正致力于保存我们60年代取得的各种各样的成绩。我知道，事情在变得更好之前总是会先变得更坏。 　　假如资本主义没有违背它向移民和本地青年许以美好生活的诺言，那么，30年代的经济危机确实不会产生一个广受欢迎的左派。因为美国梦是经济安全的同义词。于是资本通过封闭经济机会的边界而摧毁了社会契约。当然，年轻工人的经济状况已经比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上被收容在胡佛村的年长的同志好得多了。但是，如果一个人幸运地有了一份工作，这并不就意味着尊严：做这一时或拿薪水的工人是一种不言而喻的耻辱。到1933年，在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中发展的群众组织使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其中大多数是青年人，被纳入新的产业工会和旧的美国劳工联合会手工业协会。 　　60年代的造反运动是由另一种被破坏了的契约造成的，它是新政期间重建美国梦的努力中社会制度的高度成功产生的结果。在1940年左右和之后出生的这一代人从本体验过文化的匿乏，这使他们有可能把美国外交政策的不公平、种族歧视和贫穷视为后期资本主义道德堕落的信号。这些想法事实上是中产阶级对郊区日常生活的平庸深感不安的反映。作为经济安全的代价，消费社会要求其白人阶级、中产阶级受益者接受当前社会为历史的最后阶段。、对于新的历史主体来说，这实在是难以接受的代价：基于平庸生活的一种快感。 　　战争的结束把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从大众的视线中移走。当活跃分子被迫回到经常以本地为基地的单一问题的运动的时候，或者通过为我们自己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取代别人的革命，以重新掌握主动权的时候，这一时代就已经结束了。几年前，彼得·科莱坎克（PeterClecak）告诉过我，60年代永不磨灭协成就是它带来了文化的变革，尤其是建立了关于性爱、性别和种族的新型道德。左派在战略上的失败是要建立传统政治权力的新制度，这一点是可以原谅的。那时候，该组织虽然不能在全国，也应该在很多州培植起有希望当选的独立选民。这些无疑会减少我们在最近保守派的猖狂进攻中所承受的损失。然而，尽管右翼在80年代取得了胜利，自由党整个一代人背叛了他们最为珍视的信仰，民主党内进步联盟也分崩离析，但是，他们的想像力已成功地建立起了防止历史出现倒退的制度和思想。当然，正像布莱希特提及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时所写的那样，我们生活在黑暗的时代；我们的司法制度曾经充斥着因果报应的教条，也一度让总统更有可能为自己宁肯在国库囤积十亿吨奶油也不愿拿出来让饥饿的人果腹以致可能扰乱农产品价格的行为进行辩护。尽管格林纳达政府不能在中美洲成功地实行门罗主义，“蒙提祖马的客厅”（Halls ofMontezuma）不再受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欢迎，的黎波里的海岸是可以自由进出的，多数美国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保守党固守着政治权力，控制着20年代还没有出现的公共政策话语。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60年代的动乱表明了形成一种声音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是多么的脆弱。保守派知道，忍耐只会留给一个安全的制度，而压迫并不是必须的。真正的检验是看工人是否通过牺牲辛苦所得来接受制度分派给他们的角色，中产阶级是否仍然有投身职业的激情，少数派和妇女是否同意她们已经永远地被击败了的结论。也许，那些仍属于60年代无可争议的遗产的其他世界将会像童年一样从记忆中消失。但是，假如新的社会团体不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扮演中心的角色，那么，它们还存留于我们这个时代，提醒着我们：与反动派的最大压迫正好相反，与社会理论所做的最为悲观的预测也正好相反，未来并没有死亡，它只是正在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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