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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何时是新的(7)
这一项目历时七年，以提纲挈领的方法对美国历史和现代政治进行的一次具体的考察。维因斯坦担任领导，其中一部分是因为他几乎为杂志提供了所有必需的金钱，另外也因为他对威廉斯和米尔斯起草和制定的主要原则最忠诚。在他所研究的美国社会主义历史的领域里，他采用了这些思想来研究历史上团结的和分裂的左派：选举与直接行动，苏联的问题，阶级与区域政治，民主党内的社会主义运动与改革斗争，群众党与先锋党。虽然他以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也许正因为此，他发现左派右派对戴伯斯党的背叛导致了美国左派的失败。态度坚决地抨击战前老一辈社会主义者的立场。确实，从一开始，《左派研究》就试图在美国重建一个多倾向的社会主义团体，以便能够成功地争取到选区席位，为教育和文化的发展提供天地，在今日和平事业以及公民权利和其他社会运动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在60年代的语境中，美国左派分裂为两派。一派想恢复列宁主义，使列宁主义人道化；而另一派则认为社会主义过时了，希望以不折不扣的民主来取代它。威廉斯一米尔斯一线因斯坦的立场似乎是一个严肃而又站得住脚的选择。 　　在最早的几期里，斯克拉写了一些关于威尔逊时代的精彩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他探索了公司自由主义的根源。斯克拉认为作为对公司经济活动的规范，这些改革表达的决不是大众对资本的权力，相反，它是国家和大企业重新结合的信号。在18世纪90年代以后，由国家操纵的州际贸易委员会、铁路委员会和其他政府机构是竞争理性化的手段，是加速重要领域垄断进程的手段，其结果不会出现更多的大众权力，相反，只会更少。 　　威廉斯、科尔克（Gabriel Kolko）和维因斯坦等作家合写的《共同理想和自由国家》（1966）发展了斯克拉社会福利政策的观点，形成了美国20世纪的新观念。“共同自由主义”可能成为60年代美国历史学界最有影响的信条。此外，20世纪的平民党、工会、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团体不是有意无意地被当成客观的社团主义者就是被斥之为受到严重误导，拒绝明确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代替社团政治。通过显示社团本身也需要改革——虽然这一点已被证明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夸张——新左派历史学家还希望说明人民阵线政治毫无意义，而共产主义者却根据这种政治认为民主党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者切实可行的政治舞台。因为，举例说，如果新政只是脱离轨道的极端主义更好更有效的方式，那么，30年代共产党的成功无疑是社团自由主义的左的面孔。斯克拉和威廉斯为传统的左派智慧提供了有力的平衡，在冷战摧毁它之前，用反共的左派的话来说就是在共产党受到了来自斯大林主义的致命伤害之前，共产党一直是一支推动社会进步的英雄的、强有力的力量。他们认为就算可以无视共产主义对工业联盟的贡献，那么不管工业联盟是否从工人的观点中获益，它都与社会主义的观点毫不相干。《左派研究》并没有走得很远，并没有对劳工哲学进行抨击，因为它的大多数编辑仍然相信工人阶级的主导作用。但是，尽管它们经常罢工，经常与个别雇主发生纠纷，它确实认为美国工会是社团自由组织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对手。 　　在维因斯坦到东部去了以后，因为大部分的编辑留在威斯康辛或分散到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大学里去了，所以他和李·巴克桑达尔（Lee Baxandall）以及海伦·克莱莫（Helen Kramer）开始寻找新的编辑。在他们到达后没多久，《左派研究》组织了一个欢迎会，我也在被邀之列。在40年代后期，当我还是纽约一个中学活动组织者的时候就认识维因斯坦了。我是立足于东北地区的石油、化工和汽车工人的国际代表。他邀请我加入《左派研究》编委会，我答应了。在那之后的三年时间里，直到它消失之前，我一直都是编委会的活跃分子。吉恩·基诺维斯（Gene Genovese）也加入了编委会；同年，美国作家诺姆·伏鲁西特（Norm Fruchter）也接受了我们的聘请，他在英格兰居住时曾是《新左派评论》的编委。此外还有作家兼批评家、伏鲁西特的大学朋友阿兰·楚兹（Alan Cheuse）。此时的海登呆在纽瓦克，历史学家林德则刚刚离开了耶鲁大学。 　　编委会从一开始就因思想路线的不同而有了内部的分裂。看到一个由知识分子和活跃分子组成的组织出现了分裂是会感到有些离谱，但是ig65年以后的每一次会议都反映了这一组织在某些方面存在着类似的争端。最主要的问题是60年代新的社会运动和团体有多么重要，他们应该如何对待。维因斯坦和基诺维斯几乎不掩示自己对学生、反传统文化群体和公民权利组织的轻视。充其量不过居高；闲下地对他们作出一到和蔼可亲的姿态。其主要任务是针对当时的重要政治斗争提供不间断的社会主义分析，用武断而又尖锐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美国的过去进行评估。在刊物的政治态度方面，我基本上与维因斯坦站在一起，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必定会否定垄断资本主义，刊物应该用具体的社会主义思想传统代替美国的激进主义。同时，作为各种新运动的参与者，我担心基诺维斯的老左派主义会摧毁刊物对各派创新精神能够很快接受的特点。不幸的是，与在美国左派问题上的很多其他争论一样，这些争论太过经常地形成对立：不是新的社会运动，就是意识形态的政治（虽然有人尖锐地批评仅左派的立场）。 　　最后，大家都同意对各种组织以新闻报道和调查的形式进行批评。我为《左派研究》撰写的催—一篇署名文章是关于劳工运动和社团组织的，是从社团自由主题的角度写的。其观点总是向改革派清楚地显示没有采纳日晚的社会主义或反垄断观点的激进组织和社团的本质。经常得到伏鲁西特支持的林德和海登认为运动就是一切。虽然林德在50年代曾是一个托派分子，出身于一个有名的左翼学者家庭，但他深受马斯特激进的反战主义观点影响。由于历史学家们奇怪地低估了马斯特思想的重要性以及他领导的组织的重要性，所以，对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他的某些活动进行回顾还是值得的。 　　在其早期的生涯里，马斯特是卫斯理教派一个传播社会福音的牧师，但到了30年代，他成了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组织了美国劳工党。这一组织在1934年托勒多那场著名的汽车工人罢工中起了关键的作用，那场罢工是为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成立铺平了道路的三场斗争中的一场。在一次尝试问托派分子进行合并的灾难性的惨痛经历之后，马斯特向着宗教左派的立场后退了半步。从30年代后期到1968年逝世，他组织和领导了一系列和平主义组织，最有名的是和解联谊会（TheFellowshiP on Reconciliation）、战争抵制者联盟（WarResisters League）、种族平等联合会（CORE）。一战期间，地劝告一些应征入伍者从良心上反对战争。这些人中就有后来成为和平运动中反战派的继承者秋林格（Dave Delinger）。50年代和60年代，他帮助明确了核裁军运动的目标并抵制征兵。在他去世前不久。他正为制定反战联盟的无例外原则而奋斗，以使共产党人、托派分子和其他激进派都能同独立的左派、自由党，甚至是社会民主党一起战斗。在这一原则下，将没有任何人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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