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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断代(3)
与此同时，个人见证似乎清楚地表明，对美国的许多白人学生来说，尤其是对日后新左派里的许多积极分子而言，肯尼迪总统的遇刺在剥夺国家自身的合法性以及败坏议会进程方面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它似乎是标志了那著名的把火炬传递给年轻一代领袖的彻底终结，以及某种大众或公民理想主义新精神的戏剧性的破灭。至于说到表象下的实情，现在看来，鉴于其保守主义和反共立场，在“导弹危机”中那令人毛骨悚然的赌博，以及他对美国身陷越南所要担负的责任，公众对肯尼迪当政的那种想法本身可能就是完全错误的，不过这并不很重要。更加值得注意前是，肯尼迪政权留给60年代政治发展的遗产很可能就是关于青春和“代为”的那套词藻。他利用了这套词藻，而这套词藻又在他身后流传了下来，辩证地成了美国学生和年轻人可以用来阐发政治不满情绪的表现形式。 　　这些便是60年代的“新兴”社会力量得以像在现实中那样发展的一些前提或“可能性的条件”，它们既存在于传统工人阶级的政治体制之内，也存在于使国家权力合法化的领域里。现在回过头来说说这些新兴力量。它们最终做命运也似一种方式标志了60年代的结束：“第三世界主义”在美国和欧洲的终结大半是发生在中国的热月之前．其时人们正意识到了发生在非洲许多新兴独立国家里日渐蔓延的制度性的腐败；而且拉美政权，在1973年智利发生政变以后，几乎完全军事化了（后来发生在前葡萄牙殖民地的革命胜利自此便被认作是“马克思主义的”而非“第三世界主义的”；而越南在美国人最终撤离后从美国人意识里消失之干净就像阿尔及利亚在1963年伊维安和约签署后便从法国人的意识里消失了一样）。在60年代晚期的第一世界里出现了一股向更加内部的政治回归之势是肯定无疑的。这一点，美国的反战运动和法国1968年5月爆发的事件都可以作证。但是，美国人的运动不仅与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发展而来的进步党工会型团体的毛主义的鼓舞有着有机的联系，而且仍然同它在越战本身里的第三世界“起因”保持着有机的关联，所以，随着战争的逐渐平息和征兵的停止，整个运动也将失去其动力。在法国，左派的“共同纲领”（1972年）——当今的社会党政府即源发于此——标志了朝着葛兰西模式和一种与任何第三世界前身甚少渊源关系的新型“欧洲共产主义”精神的新转向。最后，美国的黑人运动，随着其主导意识形态——文化民族主义，一种与第三世界模式深深相连的意识形态——的枯竭，也就在这同时步入了危机之中，妇女运动也与这种第三世界的鼓舞有着一些渊源。但在1972－1974这段时期内，它也将被日渐阐发成相对有别的意识形态立场（“资产阶级”女性主义，女同性恋的分离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出于上面列举的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把60年代的终结定在1972－1974这段时间似乎也说得过去。关于这个总体“断裂”的问题，本文末尾将会再度提及。眼下我们必须完成的是对这一时期第三世界历史的整个动力的描绘，尤其如果我们承认这个动力或“叙述线条”对第一世界60年代的发展有着某种特殊的影响力（或是通过直接干预，如民族解放战争；或是凭借外国政治模式的脸力，非常明显的就是毛主义模式；或最后是由于某种两个世界共同面对且以相对不同的方式作出反应的全球动力）。 　　当然，此刻正好可以观察第三世界新兴力量的“解放”何以像这个词常常表现得那样暖昧不明（自由是脱离旧的制度）。说得更尖锐一些，非殖民化在历史上是与新殖民主义携手并进的；老式帝国主义那体面的、不情不愿的、或暴烈的终结当然意味着一种压迫形式的终结，但它也明显意味着一种新型的发明和建构——象征地说，就像大英帝国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取而代之。现在正是回忆这些明显的事实的时刻。顺便说一句，当下流行的权力和压迫的修辞（福柯是这些修辞学家里影响最大的人物，但是从经济到政治的根本位移在马克斯·韦伯那里已经发生了）所以最终不能令人满意，原因就在于此：当然，与形形色色的权力和压迫“拼搏”是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的，但是除非把它们与经济剥削的功能关系阐发出来，也就是说，除非把政治的再度置于经济的之下，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它们（在另一方面——尤其从本文历史化的视角来看——60年代中期的人们感到必须用一种关于权力、压迫、权威和反权威主义等等这样物化了的政治语言来表达他们对局势的看法和所设计的实践，这显然会是一个有意义的历史和社会征兆：这里，第二和第三世界的发展——以其对社会主义之下“政治第一位”的种种构想——提供了一个有趣又奇特的侧面材料）。与此同时，关于集体身份的种种构想，特别是关于后结构主义发出的征服言语，赢得以自己的声音为自己说话之权利的口号，也可有类似的一说：以你自己的声音说出新的要求，并不一定就是满足它们；说并不一定就是从他者那里获得一个黑格尔式的承认（或至少哪怕是在严酷凶险意义上的承认，即他者现在不得不以一种新的方式把你考虑进去，且发明出新方法来对付你所取得的新面貌）。现在看来，对60年代抱有这种典型的修辞或意识形态幻像的“唯物主义核心”也许可以在对文化革命（现已脱离了其褊狭且成为历史的中国现象）自身性质的更加根本的反思批判中找到。 　　要理解非殖民化与新殖民主义的矛盾或辩证的结合，最好的办法也许就是从经济的角度，对另一个进程（其开端与我们提出的整个60年代的总体开端正好同时）的性质作一反思。这个进程通常是用农业技术“革命”的中性但却明显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语言加以描述的，即所谓的绿色革命：化学手法新用于施肥，加紧的机械化战略，以及那顺理成章的对进步和创造奇迹的技术（据称注定要把这世界从饥饿中解放出来）的颂扬（顺便一提，在第二世界对应于绿色革命的是赫鲁晓夫那灾难性的“处女地”实验）。但是这些却远不是中性的成就；其对外出口——实际上由肯尼迪家族所倡导——也不是一个慈善而利他主义的行为。19和20世纪早期，资本主义对第三世界的渗透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对后者传统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改造。确切地说，这些生产方式大多并未触及，“仅仅”是被一个更加政治化和军事化的结构加以利用。正是这些陈旧农业生产方式的飞地性质，结合了占领者的暴力和那另一种暴力——货币的引进，建立了一种在相当时期内有益于帝国主义宗主国的隶属关系。绿色革命把“资本逻辑”的这种渗透和扩张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古老村落结构和前资本主义的农业形式现在被系统地加以摧毁，取而代之的是工业化的农业，其效应与第一世界历史上资本崛起过程中的圈地时刻完全相似，是同等程度的灾难。村落社会“有机的”社会关系已遭破坏，一大批失去土地的无产阶级被“制造了出来”，他们流向城市（墨西哥城的巨大扩展可以为证），而农业劳力新的、更加产业化的工薪形式代替了旧的集体或传统的形式。这种暧昧的“解放”必须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借以颂扬资本本身之动力或借以称赞英国对印度之占领所取得的历史进步的那全部的辩证矛盾立场加以描绘。 　　把第三世界的60年代构想成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汹涌浪潮里，全世界都挣脱了传统帝国主义的枷锁镣铐的时刻，这完全是一种神秘的简单化。抵抗是因最终不满老式帝国主义的结构而发；抵抗也在同等程度上是因为绿色革命的新型渗透而起。前者本身也还受到了一个以前曾属于第三世界的国家崛起称霸这一历史景观的影响，即日本在二战初期对老牌帝国强权所取得的横扫一切的胜利。埃里克·沃尔夫在其写下的不可或缺的《用世纪农民战争》一书里，强调了存在于抵抗的潜能，一种革命精神的发展以及与那更加绝对蚀气丧志的资本的社会和经济逻辑保持某种基本距离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以如下所述的最终的暧昧性放下这一话题，即60年代常常被人想像为资本和第一世界强权在全球退败的一个时期，但我们也能同样容易地把它构想成一个资本借助崭新生产技术和新型“生产方式”的全副武装，开足马力创新扩张的时期。现在仍需看清的是，这种暧昧性以及第三世界农业发展的更大特殊性与发达国家自身在60年代所展现的动力是否有任何对等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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