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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二
“怎么说？” 　　“我拉着狄克去见特德。我俩告诉他除非任命汉利，否则将会发生兵变。他很快明白了！” 　　第二天弗·琼斯通知了一两名高级官员，让他们告诉我们汉利终于被任命了。 　　“这是一次困难重重的战役，”他神情严肃地告诉我，“但我们终于打赢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先生，”我一本正经地说。 　　弗·琼斯退休前不久，曾同我讨论过北爱尔兰令人忧虑的形势。很明显这是他的继承人将面临的主要问题。他担心这个问题会威胁到他自一九六五年以来为建立军情五处的反间谍力量所做出的一切努力。他曾在财政部进行活动，请他们多给一些经费，但却遭到了拒绝。他们要弗·琼斯把拨给反间谍工作的经费用在反恐怖主义的工作上。在他们看来，对一百零五名苏联外交官的驱逐就消除了克格勃对我们这一代的威胁。但弗·琼斯却相信自满情绪正在使我们丧失所获得的优势。 　　弗·琼斯看起来很疲倦，他仿佛渴望着卸下这副担子。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但我看得出他想说话。他说，离开这里很高兴，所有工作中的欢乐几乎就要消失了，他也在为钱而烦恼。他虽然有一种绅士气度，但手头并不阔绰。他在汉普斯台德有幢令人羡慕的房子，他的小女儿仍在读书。他酸楚地说他不得不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才能，替别人做安全顾问，他应当退休回家从事他热爱的观鸟行当。（实际上，他已成了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顾问。） 　　“嗯，你认为我干得怎么样？”他一边问我一边清理他的烟斗。他猛吸着烟斗，然后又敲敲打打，简直有点神经质。 　　“你真想知道我的看法吗？”我问。 　　他点点头。 　　“你在解决苏联问题中，获得了成功。但我想你从未和一般官员打过交道。” 　　他看上去被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你应当告诉我，”他说。 　　“很抱歉，我并不认为这是我的义务。” 　　我一直喜爱弗·琼斯，而且认为绝大多数高级官员也喜爱他。他从不说笑话，但却看得出生活和工作中的荒唐之处。我将永远珍惜一九六七年同他一起去澳大利亚参加第一次卡扎布会议的记忆。当我们走到检查护照的关卡时，一队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的官员正在对面等待着迎接我们。弗·琼斯递上他的护照。 　　“这是什么？”护照检查员指着弗·琼斯护照的“职业”一栏，慢吞吞地问。 　　弗·琼斯填的是“绅士”。 　　“这就是我的职业，”弗·琼斯极有礼貌地回答说，“我没有其它职业。我是个绅士。你们这里没有绅士？” 　　那个澳大利亚人挺起腰杆，幸好我设法把澳大利亚安全和情报组织的那伙人的注意力引了过来，他们急忙解释并把我们推出关口。弗·琼斯在以后的几天里一直笑哈哈的，好像他是单枪匹马地赢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团体比赛似的。 　　弗·琼斯把军情五处办成了一个选民们的民主机构。如果你是一名可以信任的高级官员，他总是欢迎你的，而且他的态度也总是那么亲切。但他和年轻一代官员的关系却一直很疏远，而且不了解下层官员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 　　白厅中很少有人对弗·琼斯的退休表示悲伤。在他的接班人问题的争执达到高峰时，他主动提出在处里再呆一个月，让汉利在当副手时有更多的时间显示自己的才能，但是内政部却不接受。琼斯讲了实话，因而引起了政客们和文职人员们的仇恨；琼斯也很会保守秘密，因而成了害怕和怀疑的对象。 　　一年以后，狄克·怀特也离职了，英国情报部门失去了两员最重要的大将。他们的贡献无论怎么夸张也不过分。他们是完美的一对。狄克是机灵的情报分析家，经常给白厅和唐宁街十号带来缓和的气氛；弗·琼斯则生性倔强，常常警告别人而且报告坏消息。 　　二十年来我只在一个问题上同他们翻过脸——上层被渗透问题。我想历史将会作出公正的裁决，即他们从来没有准备使用强制的方法把这个问题调查清楚，结果使许多决议半途而废，使这个问题不断恶化，结果导致了许多不该造成的损失。但除了这一点，他们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连接新旧世界，共同为英国情报事业在世界上建立了威信。 　　第二十三章 　　汉利刚搬进局长办公室的时候，好像有些拘束。他知道大家对他的任命颇有争议，因而行动更加小心。他要设法赢得政治靠山和白厅主子的信任，让他们对他放心，所以他比那些地位巩固的人更容易妥协。 　　汉利是个聪明人，比弗·琼斯要高一筹，然而他却没有琼斯那种坚强的性格。我不像信任琼斯那样信任汉利。自从琼斯离开安全局以后，我就很少去办公室。安全局开始发生了变化，而在最后四年里发生的变化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种诀别。 　　最初发生的变化是很微妙的——一些零碎杂事，例如，汉利不像琼斯那样让别人搭乘他的车——但这些微小的变化却发生了愈来愈大的影响。我们的办公室先从莱肯菲尔德大楼搬到马尔博罗街，又搬到高尔街灰黄色的公寓里。我曾向汉利建议把办公室搬到绿化较好的地方例如切尔特南，但他却坚持办公室应留在伦敦。他开始培植自己的帮派，他们年青聪明，但全是文职官员——他们比军队的人更为可靠。我开始感到我们这一代正在逐渐消失。尽管我们之间有差别，我们当中那些从事过搜索内奸的伟大事业的人，无论站在哪边，都在迅速地消失。英雄辈出的时代正在被庸人辈出的时代所取代。 　　汉利上任后不久，就通知我去谈工作。 　　他对我说：“彼得，我对你很信任。只要我当一天局长，你就有一天饭吃。”我知道他这话是针对我在D 处三科最后一年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说的。 　　他还建议我辞去K处的顾问职务，专门在他手下工作。 　　“我让你当我的反间谍私人顾问，”他说，“你可以在我隔壁的房间里办公，并像以前那样翻阅所有文件。但我想让你为我研究些新问题。我不希望你整天陷在K 处的案件中，我要你考虑未来。” 　　我们制定一个新的日程，其中某些部分是我喜爱的，但有些却是我不喜欢的。他要我继续负责“维诺纳”工作，并同意我们应当在世界范围内对遗留通讯进行一次全面的搜索。 　　他要我注意北爱尔兰的情况。 　　“彼得，你给我出点主意，”他对我说，“看看，你能做些什么……” 　　他让我负责计算机工作小组。当时这个小组正在计划将军情五处的档案工作实现计算机化，预计在七十年代中期会出现一个飞跃。D 处三科曾使我透彻地了解到档案室在帮助查找追踪线索时的作用。汉利希望我把这些技术应用于计算机化的工作中去。 　　开始，我以为在爱尔兰可以找到生机勃勃的新生活。我到那里去了几趟以后，却使我想起塞浦路斯，动摇不定的英国政策在那里加剧了矛盾的激化。我第一次访问爱尔兰时，英国政府正在向全世界宣称英国同爱尔兰的局势已经好转。我用了整整半个月时间，审阅了一年中的全部爆炸事件记录。我画了一张表，这张表说明爆炸事件正在直线上升。这就是好转的安全局势！同塞浦路斯一样，军队和政客们干脆拒绝面对现实。 　　我唯一的建议就是在爱尔兰共和国的电话线上安装一个窃听系统。爱尔兰共和国通过边境的线路都隐蔽得很好，而临时共和军的重要通讯都是从共和国西海岸传送到都柏林的。我设计了一个方案，用一个小包装箱的窃听机来截取从英国驻都柏林使馆阁楼发出来的微波。尽管军情五处批准了这一计划，但外交部却否定了这个计划。当时就要签定森宁代尔协定了，外交部非常害怕有关这个计划的消息泄漏出去。我向他们指出，塞浦路斯的根本教训就在于没有一个决定性的安全优势，因而政治谈判极不稳定。但当时他们听不进去，因此后来森宁代尔协定的流产对我来说就毫不意外了。 　　都柏林计划没有实现，我很失望。从这件事我看到，官僚们对局势的控制已经到了专横的地步，二十年前我们是可以毫无顾忌地处理这件事的。我曾建议研究一下对临时共和军安装伪装炸弹的可能性。这一计划在军情六处的协助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正如当时我们在塞浦路斯的格里瓦斯的电话线上安装伪装接收机一样。但这次就连军情五处的负责人员也很害怕，拒绝对计划作进一步研究。 　　“这是谋杀。”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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