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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米切尔在军情五处的工作记录里的东西对我们的帮助不大。他生于一九0 五年，在牛津大学受过教育后当了新闻记者，以后又当了保守党中央办公厅的统计员。这一点真让我吃惊，我回想起我和他争论朗斯代尔案件时，他说他不明白我的论点，因为他“不是统计员”。他是通过保守党的关系到军情五处来的，在战争时期从事过反法西斯的工作，以后与英国共产党有过往来。从这时起他便青云直上：四十年代末任F 处（国内颠覆活动）处长，一九五三年在狄克·怀特手下担任反间谍处的第一任处长，一九五六年由霍利斯任命为英国安全局副局长。米切尔一生当中有两件事真正令人惊叹不已：一件是他和霍利斯的密切关系，他们是牛津大学的同学，又差不多同时加入军情五处，先后爬上了相互补充的高层职位；第二件事是米切尔几乎没有成什么大气候，他是个聪明人，怀特亲自挑选了他来对D 处进行改进。可他没有在他任职的三年当中完成对D 处进行改进的任务，　居然还想到要作出停止“维诺纳”的决定，仿佛他有意造成失败。 　　对米切尔的办公室所进行的严密监视毫无结果。我在他的吸墨纸上抹上了密写药水，到了晚上再冲印出来，以便检查他写的东西。可除了他工作时的文字外，什么也没有发现。军情六处的监视员一直一刻不停地监视着那台闭路电视。这是一项令人倒胃口的工作。米切尔每天早晨走进办公室以后，就站在两面穿衣镜前用牙签剔牙齿。午饭前和午饭后，或者在回家之前，他都要重复这一动作。直到这个案子结束时，我开始感到我们对米切尔最了解的地方，要算他的扁桃腺后面部分了！ 　　我安排对他做“钡餐”试验。我把装订好的苏联秘密无线电通讯分析，各种分类和组算表都给他看看。这些东西都是最新的材料，是为政府通讯总部准备的。我去看了闭路电视，看见米切尔正心不在焉地翻阅着那份报告。之后，詹姆斯·罗伯逊走进了米切尔的办公室，此人老跟我唱对台戏，五十年代曾搞过一些反苏联间谍的工作。罗伯逊开始谈到我。罗伯逊在D 处时我也在那里，他对我在D 处搞改进一直不满。他认为我是跳级的新手，应当学会尊重比我资格老的和比我能于的人，不要急急忙忙地到处指手画脚。他和米切尔讨论起我的无线电分析报告，两个人都不懂我搞这报告的目的是什么。 　　“该死的家伙赖特，”罗伯逊尖刻地说，“他以为他什么都在行。但愿把他的翅膀剪掉吧！” 　　米切尔道貌岸然地点了点头。对这具有讽刺意味的一切，我真有点忍俊不禁。 　　但是，这种轻松的时刻是不常有的。在这场冷酷的监视当中，人们在注视着、等待着镜子那边的人暴露自己。只有一次我认为我们抓住了他的证据。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他开始在一张纸上划着。他的神情很专注，大约划了二十分钟，并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纸条进行参考，之后他突然又把那纸条撕了，并扔进了废纸篓。这件案子开始以来，霍利斯就安排我在每天晚上搜查米切尔的办公室，还指示他的秘书把米切尔那只准备烧掉的机密废纸袋保留着，好让我进行检查。这天晚上，我在废纸篓里找出了那张被撕毁的纸条，把碎片重新拼好。那是一幅乔布汉姆公地的地图，靠近米切尔住的地方，上面标有指向各个方向的圆点和箭头，中间地方有“RV”字母，两辆汽车的位置，分布在公地对面的道路的两头。这块公地是穿过聚会地点的。 　　好几天来，阁楼路上那幢房子里都没有人。这个案子的全部焦点移到了在米切尔地图上标明的那个地方，可米切尔从来就没到那里去过，也没有别的什么人去过。 　　我第一次开始搜查米切尔的办公室时，霍利斯高度紧张。 　　“里面有一些非常敏感的文件，彼得，我要你保证不让它们透露出来。” 　　霍利斯尤其担心的是人事报告和其他令人尴尬的文件，而不是机密。那些文件因为工作需要而被送到副局长的办公桌上。他可以不必担心，因为我在米切尔的办公室里没想要找到什么有趣的东西，仅仅只是为了坚定我的观点，即在霍利斯这样专横武断的人手下当副局长，是世界上最坏的差事之一。 　　一连好几个月，霍利斯每天晚上都在下班后和我会晤。起初，他对窥探一个亲密的同事的私生活表示厌恶，可我从来没有感到他的这种感伤情绪是真实的。我告诉他我们从闭路电视上看到米切尔用牙签剔牙齿的次数时，他大笑起来。 　　“那可怜的家伙应该找个好牙医看看！”他笑着说。 　　我自己感到很坚定，甚至是冷酷无情。我等待解决渗透问题的机会已有许多年了，我毫无顾忌。 　　经过同霍利斯相处的那些夜晚，我才第一次对霍利斯有所了解。我在他手下干了将近八年的时间，我们之间除了公事，很少有过交谈。虽然也有关系紧张的时候，可总的来说，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我们之间有一次严重的冲突，那是在五十年代末。我当时与温特博恩在A 处二科工作，阿根廷有个代表团与英国政府洽谈肉类合同。霍利斯把贸易部请军情五处收集情报的事交给我们去办，并指示安装话筒来窃听阿根廷人。温特博恩和我对此都很生气，认为这是违反芬勒特一斯图尔特备忘录的举动，该备忘录规定军情五处的任务只限于负责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事。A 处二科的其他人员与我们有着同样的看法，因而我们拒绝了霍利斯的指示。好几个小时里，我们都预感到要被集体解雇。可后来霍利斯撤销了他的指示，再也不谈及此事。这是军情五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罢工，并以罢工者的彻底胜利而告终！ 　　在搜查米切尔的办公室那段时间里，霍利斯偶尔也谈起他早年的一些事情。他告诉我他三十年代去过中国，并在那里的英美烟草公司工作过。 　　“那里的事真可怕，傻瓜也明白日本人在满洲干什么。太明显了，我们如果不采取行动，就会失掉中国。” 　　与军情五处里许多的老官员一样，他不喜欢美国人，其根源要追溯到战争爆发之前。他说美国人本来可以帮助远东，可他们拒绝这样做，他们紧紧抓住孤立主义不放。法国在远东已经失去了势力，宁愿眼看着整个地区沉没也不愿帮助我们，结果把一切都让给了俄国人。 　　“他们注视着，等待着，”他告诉我，“他们终于在战争结束后当毛泽东上台时，得到了中国。” 　　他很少提及他的家庭生活，安全局里有许多人知道他长期有外遇。他偶尔提到他的儿子阿德里安。他是个很有天赋的棋手，是霍利斯的极大骄傲（阿德里安过去常到俄国去参加棋类比赛）。 　　有一次，我们谈到米切尔案件时，我大胆地直述了我的观点：不管结论如何，它都说明了我们的安全保卫方面是个薄弱环节。霍利斯听了以后发怒了。 　　“你是什么意思？”他问。 　　我告诉他，我们对军情五处新招募的人的检查还没有军情五处对白厅其它部门的检查严格。 　　“你看看我，”我告诉他，“我从加入军情五处以来，到现在还没有受过审查。” 　　第二天有人就送来了一些表格让我填，从此再也没有提及此事。不久，审查程序被修改了，要进军情五处的要多填几个证明人的名字，其中一个是由军情五处提名的证明人。 　　在同霍利斯一起相处的那些夜晚里，最令我难忘的是他那没完没了的下流笑话，简直是我从来不曾听到过的。当他为了要从权势的奥林匹亚顶峰上降落下来和他的部下打成一片，或轻松一下时，他就把这些笑话当作一种手段来达到这种目的。有一次我问他从什么地方收集了这么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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