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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这些技术指标让人望而生畏。当时的无线电技术还处在初级阶段，很少有人知道怎样用稳定的频率来发射电波。这项工程如果没有马尔科尼技术小分队的努力，是完全不可能开展起来的。这个技术骨干小分队包括我父亲、朗德上尉和C·S·富兰克林。马尔科尼在寻找和启用人才方面很有一套，他能发现那些自学成才而又才华超群的科学家，富兰克林就是一例。他以前在伊普斯威奇的一家工厂里搞装饰弧光灯一类的零星活儿，每星期只有几个先令的收入。进了马尔科尼公司以后，仅几年时间，他便成了在技术上独树一帜的骨干。 　　格里姆斯比一悉尼线路这一建议，使整个无线电通讯工业和其他厂家为之哗然。父亲在以后的几年里常常提起，正当这个项目发展到了它的顶峰阶段时，他和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老板戴维·萨尔诺夫在百老汇大街上行走时，萨尔诺夫问道：“马尔科尼大概是疯了？这个项目会使他破产倒闭的，永远一蹶不振。” 　　父亲回答说：“吉姆和富兰克林认为会成功的。” 　　“如果真能成功，我可以让你在百老汇大街上一路踢着我的屁股走。” 　　三个月以后，这条线路按合同在规定的时间内投入使用。它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每分钟发三百五十个字，连续工作了七天。我认为，这是本世纪当中伟大的技术成就之一。父亲的惟一遗憾是，他没有机会在百老汇大街上一路踢着萨尔诺夫的屁股走。 　　我的少年时期就是在这种无比令人兴奋的气氛中度过的。我由于先天不足，身体很弱，疾病让我吃尽了苦头。我患了佝偻病，不得不穿铁护腿，直到十几岁。但这并不完全是坏事，父亲在家时，几乎每天都到学校去接我，然后开车把我带到他的实验室。我便在那里一连几小时地观看父亲和他的助手们忙于格里姆斯比一悉尼通讯线的工作。这事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使我终生难以忘怀，那就是：在重大问题上，专家们是往往会有失误的。 　　三十年代给我们赖特家庭展示了一个光明的前景。我们全然没有注意到正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的经济危机。当时我已进了毕希普的斯托特福德学院——一个规模很小但却独立性很强的学院。我在学院里成绩拔尖，并挣脱了从孩提时代就一直折磨着我的病魔的纠缠。一九三一年，我修满了各门功课的学分，获得毕业证书后，回到家里度暑假。下个学期，我就要上大学了，我希望在牛津或剑桥获得奖学金。 　　一个星期以后，我那美妙的世界就完全不复存在了。一天晚上，父亲回来了，他告诉我们他和富兰克林都被解雇了。几天以后，他才勉强试图向我们解释原因。几年以后，我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二十年代末，马尔科尼公司与几家电缆公司合并，相信只有这种相互的合作，才能为无线电事业争得必要的资金，以保证这种主要的世界性通讯手段的问世。随着经济不景气的加剧，无线电的崛起使电缆工业受到愈来愈大的威胁。电缆公司在合并后的新公司里独揽统治大权，对无线电研究以及新系统的安装所用的经费加以急剧的削减。马尔科尼本人因年老多病，退休去了意大利。他的任何劝告与干预都不能使新上任的管理者改变初衷。我父亲、富兰克林以及其他许多技术骨干都被解雇了。后来的十年里，长途无线电通讯事业一直无人问津。我们一家的生活也陷入了苦难之中。 　　仅仅几个月时间，我父亲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整天酗酒，无力资助他的两个儿子在学校读书了。由于我的年龄较大，而且已获得高中毕业证书，当然要让我辍学。这件事使我在精神和心灵上蒙受了巨大的创伤，病魔的阴影又重新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患了慢性口吃，有时甚至使我完全哑然无语。一个短短的暑假，我便从一个前程远大的学生变成了一个前景渺茫的青年。 　　让我辍学的决定以及它对我的健康造成的后果，使我父亲感到万分内疚，他更加厉害地酗酒。母亲尽了最大的努力来规劝和安慰他，可总是事与愿违，以致渐渐感到束手无策，孤立无援。我们家仅有的一些来客，就是那些被请来制止父亲在痛饮苏格兰威士忌之后失态的护士。 　　好几年以后，我开始为军情五处调查一批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英国人，这些人在三十年代醉心于共产主义。我不禁回想起自己的那段生活。我没有他们所拥有的各种特权和受教育的机会，我的家被资本主义变幻莫测的局势拖得支离破碎，我亲身经历了经济的萧条与不景气所带来的后果。然而，因为他们当了间谍，我成了猎人，而他们却成了猎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回答很简单。一九三二年，我十五岁，没有什么资历，需要工作。我没有时间过问政治哲学。我在《泰晤士报》的人事广告栏目里登了一则待聘启事。第一个给我回答的是一名叫玛格丽特·利的女人。她在苏格兰韦斯特罗斯附近的普诺克顿经营了一个被称为“阿奇纳达罗奇”的农场。我成了她农场的工人，没有工资，只提供食宿。苏格兰有起伏连绵的山峦，开阔无际的天空，大自然使我从困惑中怡然得到了解脱，把过去的痛苦悄然融化在这温暖而又协调的生活之中，我寻找到了我生活中的最大爱好——务农。 　　玛格丽特·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想把她的农场办成一个训练基地，专门培养从伦敦贫民窟来的孩子们，以便让他们将来能当上各农场的管理人员。可后来的事实证明，她的这个想法是无法实现的。她决定放弃这一念头，打算写一部反映阿奇纳达罗奇农场生活的书。白天她写书，我照管农场；晚上，等我把一切料理完毕，她便让我坐下来为她大声朗读她在白天写的东西，我的慢性口吃症因此而渐渐痊愈。这本书最后终于出版了，书的名字叫《高原家织》，获得很大的成功。 　　一九三五年春，地主要增收阿奇纳达罗奇农场的土地税，我们因付不起这笔土地税，被地主赶出了农场。我们只得搬到康沃尔郡的一个农场去，那里地租要便宜些，生活一如以往。我雄心勃勃地想成为一名专门研究食品生产工艺的农业科学家，但是由于以前所受的教育中断，无法获得资格申请奖学金。三十年代还不时兴赠款。后来玛格丽特给了一点帮助，我靠着自己在贩卖猪崽生意上的小聪明，以及家里和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的院长有点关系，好容易才凑到了足够的钱去农业经济学院学习。我搬到牛津一年以后，即一九三八年就和妻子罗易丝结了婚。这时关于战争的传闻到处沸沸扬扬，我们和其他大多数年青人一样，怀着一种好景不长的预感，似乎免不了要过那种流离失所的动荡生活。 　　我在牛津的那段时间里，父亲开始弥补过去六年中由于他的酗酒所造成的损失。在母亲的鼓动下，他又回到了马尔科尼公司工作，不过只当了一名顾问。我想，大概是战争迫在眉睫的预感使他猛然醒悟，他渴望为国效力，便迫不及待地与在海军科学局的弗雷德里克·布伦德里特爵士取得了联系。布伦德里特坦率地告诉他，由于他的贪杯，名声很坏，要找一个层次较高的工作位子是不可能的。布伦德里特让他先作为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试用一段时间。父亲答应了。我十分钦佩父亲的献身精神，他放弃了在马尔科尼公司当顾问的收入的一半，心计情愿地在实验台前与那些比他小二十岁的青年科学家一起工作。他从不在乎自己曾经是马尔科尼公司研究部主任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想他是急于赎回过去失去的一切，坚信战争要爆发，人人都有责任为国尽职尽力。 　　父亲由于在观察太空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从而使得他的事业又发达起来。很快他就被指派去负责“Y ”监听的技术发展工作。“Y ”监听就是对德国通讯进行战术上的监听。后来他被任命为英国海军部信号队的首席科学家，又回到了“伟大的游戏”当中，寻找回了他青年时代的黄金世界。一九四三年，他奉命为盟军的诺曼底登陆战役编制信号计划。这是一项规模宏大而又繁琐的任务。每天工作之余，他总要拨弄无线电，聆听摩尔斯电码的喀喀声，作运转情况记录，进行分析，以供次日参考。他躬着身子，头上戴着耳机，一心要弄清这个电子世界中的奥秘。我常常想，这时才是他的极乐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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