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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那种枪还不错。我们现在还不打算有什么行动。我们只是观望观望,试试时间,了解一下圣皮特堡那里街道的情况。如果一切工作都准备好了,我们下个星期回来就动手。”

  “试试时间”就是指在抢劫以前的侦查工作,从动手到撤退一共要花多少时间。

  这天晚上,我们坐在第一流网球俱乐部里,大概待到了凌晨5点。大伙儿吹牛,说笑。我们谈到了雇佣一名可靠的女招待多么困难;谈到了几家主要银行的贷款利率;还谈到了教育的作用。

  吉米·莱格斯说:“我有一次为那个老人当警卫,到了加拿大。那时我手头空闲时间很多。因此就决定在那里的大学学习一些哲学方面的课程。”

  布比问罗西:他从孙尼的表亲卡明那里弄到的那些伪珠宝,罗西是怎么处理的。我们把这些伪货展出后销售。罗西说:有些价格不贵,销售得还不错;但是,有些贵重一点的销路就不好。他卖给了一个女招待员一只罗莱克斯手表。罗西说:“这只表样子很好看,但把她的胳膊都变青了。”

  勒菲蒂悄悄对我说:“多尼,这次干的事我不能对你讲,因为不是我的事。可是,我们一旦要动手干的时候,我就让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可能要用你的寓所,弄到的东西藏在你那里,可能要掩藏起来。”

  第二天早上,他们有4个人乘着租用的大车出发了。一支监察队尾随他们开往圣皮特堡一带。可是,到了19号公路和四十九大街的附近就没有跟上他们。

  那天晚上,我们7个人到了塔彭斯普林斯的一家希腊夜总会,他们在那里有肚皮舞女。舞女们围着我们的桌子跳舞,伙计们把5元或10元一张的钞票塞到她们的胸罩里或短裤里。

  大伙儿在议论,谁长得最好看,舞女就会找他。布比往前额上啪嗒一声贴了一张100美元的钞票,票子就粘住了额头。他说:“我就是最漂亮的汉子。”

  第二天,监察队随着他们待在平拉斯公园,就在圣皮特堡外附近。特工们观察他们在兰德马克信托银行一带打量地形,那里离警察局仅一街之隔。

  这天稍过一些时间,勒菲蒂说:他们不打算在那个地方动手,“因为情况有点不妙。”

  我和罗西身处幕后。作为隐蔽工作者,我们正要处理一个最令人头疼的难题。我们得不到明确的指示:党徒一旦真的要枪,我们还给不给他们。

  我们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常常很难从总部那里得到及时的决策。

  在街道上,你要当场作出决定,常常是在和歹徒谈话过程中就要采取决策。这是常有的事,是搞隐蔽工作中每天遇到的情况。但是,有些事我们要求总部在一天之内给我们答复,可往往要拖到两个星期。这里的原因一部分是:你要求得到的授权带有合法的意味,而那种地方还有潜在的不同意见,因为局势不是很明朗。

  但是,对我们的破案工作,这些都是至关重要,常常面临着生死相关的局面。在我全部的隐蔽工作期间,我自己以及我与其他隐蔽特工的交谈中,最头疼的是我们需要答复的时候得不到答复。

  你和党徒在一起有个事要干。你问总部:“这事我能干吗?”谁也不给明确的答复,事情也就只好拖延,使你处在这样一种位置:你要和党徒们周旋,使他们不至于越轨。

  你想买什么东西,可能要求他们给钱,或者要求他们批准。对于货物你可以要求等一两天,这倒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你不能一拖就是一个月。如果你提出种种理由拖几个星期,这就损害了你的信誉——特别是约期已到,你还干不成买卖。如果你失信两三回,这就混帐了。党徒们会这么想,这家伙没有什么能力,同他打交道不值得。大街小巷人家议论你,说你是个吹牛大王,或许你是个暗探。

  早些时候,我和勒菲蒂在一起搞银行本票的欺骗活动,得到一名美国律师的允许——只要我购货有记录,这样案子结束的时候,可以回头补上商家的损失,这样干就可以;后来,另一名美国律师接着管理这件案子,他说,如果他一开始就理这件案子,他会反对我这么干,说不定还因为我欺骗购货而对我本人进行指控。

  正因为这个原因,一个隐蔽特工头脑里总是在考虑:即使我作了适当的记载,作了适当的汇报,按照批准的程序在工作,抓住党徒不放,我自己会不会因为什么事而受到指控呢?会不会因为我干的工作而被别人指控呢?

  在这一件案子中,我和勒菲蒂、布比以及其他党徒混在一起,涉及的是这些枪支。

  当孙尼或勒菲蒂问我的时候,我对他们说:我们的枪支藏在佛罗里达。我是联络人员,我自然可以拿到枪支。可是你不能带着枪在身上,乘飞机到处跑,所以最方便的办法是把枪藏在一个地方,需要的时候可以拿到。

  因此,当党徒来侦察银行地形的时候,布比问罗西有没有合适的枪,罗西回答说:我们有枪。他这样的回答完全正确。

  接着,罗西就和联络特工接触,询问:如果他们要枪,我们要不要给他们——给他们可以吗?这个问题传到了美国律师那里。他:“当然可以,只要把枪弄出一些故障,他们就开不了火。”这没有什么大不了,很容易办到。因此,到时候你不在现场,一旦有什么情况党徒要动枪,他们就打不响,谁也不会因为我们提供的枪而受到损害。

  接着把问题提到了总部。总部要花时间去问司法部门。意见不能统一,争论了3天。而这时候勒菲蒂的人决定不对银行采取行动,因此也就不需要枪支。这时候我们的司法部门又说不能搞。

  我们的那个美国律师,即负责我们的这件案子的律师,他说可以干;而我们的联邦调查局总部说不能干。我为联邦调查局工作,不是为美国律师工作。在通常情况下,联邦调查局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在此案中,我该干些什么呢?我要使枪支不灵,把这样的枪支交给勒菲蒂一伙。尽管这样,有些事还得由你自己作出决定。

  有消息说: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印象,想见见我们——在佛罗里达从事“冷水工程”的隐蔽特工。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确保安全。

  一开始,我并不那么热心,这样做对我们的行动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危险。局长又不能到我们的俱乐部或寓所来看我们,这就要我们开车到什么地方去。你根本想不到会有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会看到我们;要么无论是谁,看到我、罗西和舍农三个人在一起,都会感到奇怪:我们究竟在干什么。

  但是,既然作出安排的联邦调查局官员愿意让我们会见,而要见的又是局长,我们决定执行。

  我们安排的时间是午夜,地点在坦帕的海港饭店,即乔治·斯坦布莱纳的饭店。那儿离机场很近,很繁忙,我们偶尔也到那饭店去过。会见安排较近的地方比远处要好,因为真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相见,一旦被人盯住,那就更被人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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