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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那种枪还不错。我们现在还不打算有什么行动。我们只是观望观望，试试时间，了解一下圣皮特堡那里街道的情况。如果一切工作都准备好了，我们下个星期回来就动手。” 　　“试试时间”就是指在抢劫以前的侦查工作，从动手到撤退一共要花多少时间。 　　这天晚上，我们坐在第一流网球俱乐部里，大概待到了凌晨5点。大伙儿吹牛，说笑。我们谈到了雇佣一名可靠的女招待多么困难；谈到了几家主要银行的贷款利率；还谈到了教育的作用。 　　吉米·莱格斯说：“我有一次为那个老人当警卫，到了加拿大。那时我手头空闲时间很多。因此就决定在那里的大学学习一些哲学方面的课程。” 　　布比问罗西：他从孙尼的表亲卡明那里弄到的那些伪珠宝，罗西是怎么处理的。我们把这些伪货展出后销售。罗西说：有些价格不贵，销售得还不错；但是，有些贵重一点的销路就不好。他卖给了一个女招待员一只罗莱克斯手表。罗西说：“这只表样子很好看，但把她的胳膊都变青了。” 　　勒菲蒂悄悄对我说：“多尼，这次干的事我不能对你讲，因为不是我的事。可是，我们一旦要动手干的时候，我就让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可能要用你的寓所，弄到的东西藏在你那里，可能要掩藏起来。” 　　第二天早上，他们有4个人乘着租用的大车出发了。一支监察队尾随他们开往圣皮特堡一带。可是，到了19号公路和四十九大街的附近就没有跟上他们。 　　那天晚上，我们7个人到了塔彭斯普林斯的一家希腊夜总会，他们在那里有肚皮舞女。舞女们围着我们的桌子跳舞，伙计们把5元或10元一张的钞票塞到她们的胸罩里或短裤里。 　　大伙儿在议论，谁长得最好看，舞女就会找他。布比往前额上啪嗒一声贴了一张100美元的钞票，票子就粘住了额头。他说：“我就是最漂亮的汉子。” 　　第二天，监察队随着他们待在平拉斯公园，就在圣皮特堡外附近。特工们观察他们在兰德马克信托银行一带打量地形，那里离警察局仅一街之隔。 　　这天稍过一些时间，勒菲蒂说：他们不打算在那个地方动手，“因为情况有点不妙。” 　　我和罗西身处幕后。作为隐蔽工作者，我们正要处理一个最令人头疼的难题。我们得不到明确的指示：党徒一旦真的要枪，我们还给不给他们。 　　我们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常常很难从总部那里得到及时的决策。 　　在街道上，你要当场作出决定，常常是在和歹徒谈话过程中就要采取决策。这是常有的事，是搞隐蔽工作中每天遇到的情况。但是，有些事我们要求总部在一天之内给我们答复，可往往要拖到两个星期。这里的原因一部分是：你要求得到的授权带有合法的意味，而那种地方还有潜在的不同意见，因为局势不是很明朗。 　　但是，对我们的破案工作，这些都是至关重要，常常面临着生死相关的局面。在我全部的隐蔽工作期间，我自己以及我与其他隐蔽特工的交谈中，最头疼的是我们需要答复的时候得不到答复。 　　你和党徒在一起有个事要干。你问总部：“这事我能干吗？”谁也不给明确的答复，事情也就只好拖延，使你处在这样一种位置：你要和党徒们周旋，使他们不至于越轨。 　　你想买什么东西，可能要求他们给钱，或者要求他们批准。对于货物你可以要求等一两天，这倒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你不能一拖就是一个月。如果你提出种种理由拖几个星期，这就损害了你的信誉——特别是约期已到，你还干不成买卖。如果你失信两三回，这就混帐了。党徒们会这么想，这家伙没有什么能力，同他打交道不值得。大街小巷人家议论你，说你是个吹牛大王，或许你是个暗探。 　　早些时候，我和勒菲蒂在一起搞银行本票的欺骗活动，得到一名美国律师的允许——只要我购货有记录，这样案子结束的时候，可以回头补上商家的损失，这样干就可以；后来，另一名美国律师接着管理这件案子，他说，如果他一开始就理这件案子，他会反对我这么干，说不定还因为我欺骗购货而对我本人进行指控。 　　正因为这个原因，一个隐蔽特工头脑里总是在考虑：即使我作了适当的记载，作了适当的汇报，按照批准的程序在工作，抓住党徒不放，我自己会不会因为什么事而受到指控呢？会不会因为我干的工作而被别人指控呢？ 　　在这一件案子中，我和勒菲蒂、布比以及其他党徒混在一起，涉及的是这些枪支。 　　当孙尼或勒菲蒂问我的时候，我对他们说：我们的枪支藏在佛罗里达。我是联络人员，我自然可以拿到枪支。可是你不能带着枪在身上，乘飞机到处跑，所以最方便的办法是把枪藏在一个地方，需要的时候可以拿到。 　　因此，当党徒来侦察银行地形的时候，布比问罗西有没有合适的枪，罗西回答说：我们有枪。他这样的回答完全正确。 　　接着，罗西就和联络特工接触，询问：如果他们要枪，我们要不要给他们——给他们可以吗？这个问题传到了美国律师那里。他：“当然可以，只要把枪弄出一些故障，他们就开不了火。”这没有什么大不了，很容易办到。因此，到时候你不在现场，一旦有什么情况党徒要动枪，他们就打不响，谁也不会因为我们提供的枪而受到损害。 　　接着把问题提到了总部。总部要花时间去问司法部门。意见不能统一，争论了3天。而这时候勒菲蒂的人决定不对银行采取行动，因此也就不需要枪支。这时候我们的司法部门又说不能搞。 　　我们的那个美国律师，即负责我们的这件案子的律师，他说可以干；而我们的联邦调查局总部说不能干。我为联邦调查局工作，不是为美国律师工作。在通常情况下，联邦调查局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在此案中，我该干些什么呢？我要使枪支不灵，把这样的枪支交给勒菲蒂一伙。尽管这样，有些事还得由你自己作出决定。 　　有消息说：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印象，想见见我们——在佛罗里达从事“冷水工程”的隐蔽特工。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确保安全。 　　一开始，我并不那么热心，这样做对我们的行动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危险。局长又不能到我们的俱乐部或寓所来看我们，这就要我们开车到什么地方去。你根本想不到会有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会看到我们；要么无论是谁，看到我、罗西和舍农三个人在一起，都会感到奇怪：我们究竟在干什么。 　　但是，既然作出安排的联邦调查局官员愿意让我们会见，而要见的又是局长，我们决定执行。 　　我们安排的时间是午夜，地点在坦帕的海港饭店，即乔治·斯坦布莱纳的饭店。那儿离机场很近，很繁忙，我们偶尔也到那饭店去过。会见安排较近的地方比远处要好，因为真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相见，一旦被人盯住，那就更被人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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