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手党的秘密生涯(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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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

我放了那个家伙，第二天他被解雇了。　　勒菲蒂收到新泽西那边一个老练党徒的电话，是“撒姆·普拉姆堡·迪卡瓦坎特”①的一个伙计，负责解雇了那个演员，对头天晚上发生的事表示歉意，并且邀请我们还到那个地方去，他当天晚上要设宴招待我们。　　①　普拉姆堡：即Plumber，代号“堵漏”。　　我们去赴宴，所有费用都由他掏腰包。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赔礼道歉。　　“算了吧，”勒菲蒂说。“那家伙简直是个混帐。多尼已经教训了他一顿。” 　　在我搞隐蔽工作的初期，隐蔽特工查克曾经办理录音机和音乐会方面的案子。现在，查克在迈阿密办理银行案子，因为有些银行为哥伦比亚和古巴顾客用瞒汇漏税法在犯毒资金上打掩护。联邦调查局立此案代号为“班克舍尔斯”。歹徒们总是寻找各种方式瞒汇漏税。查克以为，我可以把布拿诺家族的人引进来。　　我向勒菲蒂提到了这件事，向他建议：我们或许可以指派一些顾客进去，参与分利。他决定，我们应该打进去，要与背后策划人相会。查克不能和勒菲蒂直接见面，因为多年前，他在纽约市里曾以“作证”特工而不是隐蔽特工与勒菲蒂见过面。我们引进来尼古拉斯·J·罗尔特工。他曾在加利弗尼亚工作过，从联邦调查局退休以后一直就住在那里。他扮演的是搞大买卖的自由职业者，是一切活动的总后台，各银行之间的交易都由他来总负责。　　我在无意中向勒菲蒂提到了尼克，我们那天在海上游弋正是乘了他的船，就是我认识的那个女人的兄弟。把一个有亲属关系的人带入伙，比单纯带一个普通人入伙，就会使我们这一伙的买卖更具有真实性。　　我们接着就和尼克见面。勒菲蒂的印象中，尼克是个大款。他在基·比斯凯涅酒店请我们喝酒吃饭，还向勒菲蒂介绍了“托尼·佛南德斯”特工，把他作为各银行之间打交道的中间人。托尼和迈阿密一家银行的总裁一起工作，那位总裁是个古巴人，在他的银行里为贩毒钱财瞒汇漏税已陷得很深。　　勒菲蒂想把银行里瞒汇漏税的业务与纽约取得联系。他还想走私可卡因买卖。在那个时间，你在哥伦比亚买一公斤可卡因要5，000-6，000美元，拿到纽约出售大概高达45，000美元。但是，勒菲蒂对毒品的态度是：什么中间人，去他的，不同任何人分利，我们自己干，自己得。多尼自己就能到哥伦比亚弄到货。他说：“我在纽约不需要任何人，多尼进去干，谁也搞不清他的买卖。”弄到了钱不同家族的人分利，要么使你发财，要么就使你掉脑袋，要么又发财又丢脑袋。由于我们打交道的人不是家族里的党徒，甚至还不是美国人，勒菲蒂认为值得冒险去干。　　佛南德斯把这个建议转告了那个古巴人、银行家，说他要与纽约来的老练党徒勒菲蒂和我一起干买卖。银行家立即表示同意，并在他的银行里安排和我们见面，就细节问题进行讨论。　　我和勒菲蒂与佛南德斯来到银行家的办公室。那位银行家却要讲西班牙语，因此佛南德斯就当了翻译。我们坐下来，开始就价格等问题进行细节上的讨论，以及买卖如何实施。那位银行家突然躲躲闪闪，对于毒品买卖的事一问三不知，也不知道瞒汇偷税的事。很显然，交易很难做成。对于这个家伙采取跳踢踏舞的态度，我和勒菲蒂很快就失去了耐心。我想查一查这个银行家，勒菲蒂想从可卡因上赚大钱。　　我们走了。我们不知道那家伙为什么那么鬼。勒菲蒂是个很吓人的党徒，可能是他吓坏了对方。　　其实吓坏了对方的不是勒菲蒂，而是我。后来，佛南德斯去问他出了什么事。那位银行家说：“我看多尼那双眼睛，简直就是个杀手的眼睛。如果在哥伦比亚或是别的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他回头来会砍我的脑袋。我不想同多尼那家伙打任何交道。” 　　勒菲蒂哈哈大笑。他说：“在党徒里，我是真正的杀手，可他却怕你。” 　　我们失去了在哥伦比亚的毒品联系，这对勒菲蒂来说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他对尼克说：“要找人同这个银行老板谈谈，对他说一说：你答应了的事怎么又反悔，白白浪费我们的时间。这哪里像意大利人干事的样子。” 　　一个隐蔽姓名叫托尼·罗西的特工，在佛罗里达设法打进赌博行业，因为那行业有可能使他接触到桑多·特拉弗坎特家族。特拉弗坎特在坦帕市活动了25年之久，是佛罗里达州黑手党最大的首领。他在哈瓦那开办过卡西诺赌场，一直办到卡斯特罗掌握了古巴政权。肯尼迪执政期间①，他因为同意参加中央情报局暗杀卡斯特罗的行动而名噪一时。　　①　肯尼迪（Kennedy，John F，1917-1963）：美国第一35届总统（1961-1963就任），1963年遭暗杀。　　罗西搞到了一份工作，即歹徒内为维护纪律而设的执法杀手，是个保护纸牌赌博的铁腕人物。干了几个星期以后，罗西和其督学员托尼·丹尼尔斯都认为：那种差使对于破案工作进展不够快。　　托尼·坎特参与了罗西的工作，增加了在密尔沃克从事“木材行动”的经验。他们想到一个办法：开夜总会。利用夜总会作为行动场所，以此来打进特拉弗坎特家族。这个行动代号叫“冷水工程”。　　办此案的特工有四名，他们和隐蔽特工进行联络。这四名特工是：吉姆·基尼、杰克·凯斯、比尔·加纳和迈克·朗斯福德。1979年的秋天，他们在帕斯科县的荷里得一带租了一家俱乐部，离坦帕市西北方向40英里，位于繁忙的美国19号公路上。这是一幢八角形大楼，围地有5公顷，一直是一个网球俱乐部，有六个网球场，他们称为第一流的网球俱乐部。　　罗西被推为俱乐部的“主人”。因此，第一流的网球俱乐部无权从事卖酒的营业，这是私人的“饮酒俱乐部”，你交25美元就可以成为会员。人们自己带酒，收在酒吧后面的小锁柜里，各人用的器具自己付钱。　　罗西和坎特雇用了：一名管理网球场的经理，几个酒吧招待员，女服务员，一名钢琴演奏员，还有一名俱乐部经理。谁也不知道这是联邦调查局的行动。俱乐部全部装修一番，酒吧换上新颜，窗帘、橡木桌子、带垫子的橡木椅子全都焕然一新。大门上有个窥孔，门上的招牌上写着：第一流网球场属私人娱乐场所；他人不得入内：会员和客人进门要按铃。　　他们开始在俱乐部的后室里搞扑克赌博，房东收5％的利。他们给帕斯科县司法部门的一位官员付钱，请他保护。他们引诱那些搞小型的贵重赃物交易、从事毒品交易的地痞流氓。引诱进来的有几个人是干垃圾行业的，他们就提出个点子：成立一个“车夫协会”，这样会员就可以控制这一带，不准外人进来。　　一些乱七八糟的党徒开始在这儿溜达，这些都是前芝加哥和前纽约的党徒。他们表示有和大人物的多种联络，可能通到特拉弗坎特。但是什么结果也没有。　　坎特建议，我或许能把布拿诺家族的成员带进来，如同我们往日在密尔沃克所做的一样。我们说不定可以同特拉弗坎特打上交道。与佛罗里达老板联络的人员允许他们在这一带活动，他对于我们这儿的兴趣如同对布拿诺成员的兴趣一样。正如我们在密尔沃克一样，我们在这儿说不定也能与特拉弗坎特举行会谈。当然，坎特不能参与这样的行动，他无论如何要回避，因为他过去的那段历史已经成了他行动的障碍。　　10月份的一天，联邦调查局总部突然传下来命令：要我撤回去，结束多尼·布拉斯柯的使命。调查局发现，密尔沃克的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已经知道，托尼·坎特是个特工，按照党徒的准则，他下一步就要把情况告诉纽约的布拿诺家族。他们眼看着就会把矛头对准我。　　这个决定是总部的上层人士作出的，事先并没有同我商量。我要同他们讲清楚。我相信：我有足够的基础可以继续工作下去。　　我乘飞机到了芝加哥，会见了迈克·鲍特肯杰克，他是“木材行动”的专案特工。我陈述了案情。　　巴里斯特艾里显然没有把情况传到纽约那边。我们估计，即使他最终会传过去，会发生什么呢？　　纽约方面获得情况以后，要干掉我，的确事先不一定有什么警告。但是，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是我把坎特引了进来，这也是事实。但是我在引他进来时非常谨慎，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作了担保。如果勒菲蒂问到我，我会说：“你看，我不是同你说过了，我和他10年前在一起干过一些事。我对他没有什么可挑剔的。要么他10年前就是特工——还是怎么的？当时我不知道，现在也并不知道多少。”勒菲蒂会相信我说的话。再说，他也感到左右为难。当时他为了使巴里斯特艾里相信坎特的可靠性，他亲自对巴里斯特艾里说：他了解坎特，坎特是他自己的朋友。还有，在“活跃气氛”那次宴会上，巴里斯特艾里曾经介绍过坎特，说坎特是来自巴尔的摩、他自己的朋友。　　鲍特肯杰克同意我的看法，支持我的还有我一直最信任的老朋友朱利斯·波拿伏龙塔，他是纽约犯罪组织工程的协调员。不过，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要抓紧工作，而且全靠电话交谈。我们说服了总部的吉米·耐尔森。他是“木材行动”的督学员，也是我早先在纽约工作的同事。　　他们在总部的高层次人士中做工作。最后，大家都表示同意，允许我继续干多尼·布拉斯柯的工作。但是，华盛顿那里仍然顾虑重重。从那以后，人们不时地为我的安全担心，认为我应该要撤退。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被说服：我应该隐蔽干工作，我会安然无恙，我们的情况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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