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手党的秘密生涯(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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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就是说，回去的机票已经买好了，就在你手里。但是飞机票的日期不要定。等你要启程的时候，就直接对航空公司说，你在哪一天登机。” 　　“这事你能办吗？” 　　勒菲蒂第一次来这儿待了一个星期，然后就要我和他一道回纽约。我对他说，我不能回去，因为我可能有一桩大的行动，我得要过问。他也就不坚持了，因为那意味着他能捞到钱。　　我的真实意图是要到密尔沃克市去。联邦调查局在那里有个行动计划，想对密尔沃克黑手党家族下手。但是，这一行动起步很慢。他们和我取得了联系，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　　办这个案子的隐蔽特工其化名是托尼·坎特。托尼是我的一个朋友，是富有开拓精神的特工。密尔沃克家族的老板是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他受命于芝加哥而不是纽约的匪徒。我们了解到，巴里斯特艾里控制了全城的投币式自动售货机的业务。联邦调查局想要表明：这是通过黑店主和匪徒势力所从事的非法经营。他们的意见是要坎特建立自己的自动售货机业务，设法把他的售货机推销到各个商店、酒吧和俱乐部。如果巴里斯特艾里企图把他从这个业务里排挤出去，那么我们就可以立为敲诈勒索案。　　坎特已经伪造好了个人的经历，在密尔沃克办了一个小办事处，向市里申请了销售自动售货机的营业执照，买了几台机器。他向俱乐部和酒吧四处兜售，恳请买主买他的机器。可是，他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问题是，巴里斯特艾里把全城的销售业务控制得很严，谁也不肯接受坎特的机器。坎待每到一处，店主都拒绝接受，这是因为这些店主已经买了属于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的机器，谁也不肯把巴里斯特艾里的机器移走而换上坎特的。　　大约一个月以后，坎特仍然不能推销机器，也没有人来告诫他，要他放弃这个营业。在这种情况下，他和我联系，问我有没有可能在纽约找些有关系的人介入此事。如果我能在纽约找到对坎特自动售货机感兴趣的人，那末他们就可能设法与巴里斯特艾里建立伙伴关系。　　我赶到了密尔沃克，在旅店住了下来，与坎特通了电话。他和办此案的特工迈克·鲍特肯杰克一起来到我这儿。人们看到我和坎特在一起并不要紧，因为他反正是在干隐蔽工作，那里的人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只有在密尔沃克办案的特工知道我是什么人。他们正是在坎特目前所处的情况下让我参与这一行动的。　　我认为这个办法似乎行得通。我说，我要把这个意见向勒菲蒂说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我回到了纽约。先前我已经退掉了我的寓所，现在来往要么住在80号公路上的荷里得旅馆，要么在第七大道的谢拉顿饭店。荷里得旅馆位于乔治·华盛顿桥靠新泽西一边。只是住一间房子，能睡觉就行了。大部分时间我都和勒菲蒂在一起。他老要我回纽约住下来，不愿意我待在加利弗尼亚。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不肯和我分开，另一方面也因为他的确认为：加利弗尼亚是个海滨度假的地方，是个纵情欢乐的地方，把人的思想弄得乱糟糟。他一直要我在他居住的尼克鲍克村庄里找一个寓所住下来。事实上，他最终还是把我一切都安顿好，为我找了一个寓所，完全是为了我来的时候居住。　　我每次回来，他总要说：“回家时想吃点什么？”因为他要为我和他的妻子露易斯做饭。他总要出去，到最好的店铺里买些牛排；要么也可能他自己做卤汁面条。或者我们就到外面吃，等露易斯下班回来，然后去一家中国餐馆。他喜欢和我谈他的孩子、孙子，以及与迈克·沙贝拉或其他任何人之间的问题。　　我这次来，为密尔沃克方面的事布下了种子。　　我处理任何问题，与勒菲蒂一起干任何事；我先是打个基础，以漫不经心的谈话方式把事情对他作个介绍，然后就搁下来。过一段时间再提一下，又搁下来。到最后再提出来就敲定了。关于密尔沃克方面我有个朋友，想干自动售货机买卖遇到麻烦的事我不想对他和盘托出，因为我打算逐步培养他的兴趣，让他慢慢地参与这一买卖当中。我不想让他埋怨：“咦，你怎么搞的，老是这儿那儿有个遇到麻烦的朋友？” 　　我们在一起漫步，迎面吹拂着加利弗尼亚刮来的习习微风。我说：“你知道吗，勒菲蒂，我遇到个伙计，那是我10年前在巴尔的摩认识的。当时我们在一起干了不少事。他对我说，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半明半暗地生活。现在他想搞一点营业。我估计他是要搞投币式自动售货机方面的营业。” 　　“啊，是吗？过硬的行当。”他就说了这些。　　我连地址都没有告诉他，只是让他记住我提出的事，让他消化。坎特准备搬到密尔沃克，我开始鼓动勒菲蒂。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我一点一点地反复提这件事。现在我们所需要的是恰当的时机。我回到了加利弗尼亚。　　联邦调查局提出了另外几个地方，想对那里搞搜查工作。我打电话给勒菲蒂说：“你知道，勒菲蒂，我真的喜欢加利弗尼亚。你该在这儿试一试。你老是说你要在什么地方开一爿自己的酒吧。我在这儿为你物色了几个地方。你干吗不出来度度假呢，我们一起把这几个地方看一看。” 　　就这样，勒菲蒂在5月份又到圣地亚哥。我带他痛痛快快玩了一阵子。我们去了几次舞厅，看了几家酒吧和旅馆。　　接着，在密尔沃克找到了突破口。　　勒菲蒂接到女儿的电话，说他的儿子汤米，由于在曼哈顿武装抢劫而遭到了逮捕。他显然是在市中心的珠宝商业区试图持枪抢劫携带大量钻石首饰的人。警察追捕他，他开了几枪。　　汤米持枪抢劫、向警察开枪而被逮捕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被逮捕、蹲一段时间的牢房本来就是这个行当的组成部分。党徒与老百姓不一样，对自己的孩子坐班房并不那么担心。真正出问题的是：经了解，那个被抢劫的家伙是另一个家族的联络党徒。　　勒菲蒂感到坐立不安了。“真是没想到的事，”他对我说，“汤米这个不中用的小子。那家伙是个有来头的。这事儿会有一场麻烦，多尼。我只想尽点力，别让汤米为这件事遭到不测。多尼，我眼下急需1，000块钱。这1，000块钱到哪儿弄到呢？” 　　他想敲我l，000美元，用这钱作贿赂，好做些疏通工作。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钱。这又是一个例证，说明党徒只要有点可能都不想用自己的钱，即使在亲生儿子生命处于危险的情况下。他知道我也没有钱，也知道我也像他一样不肯拿出自己的钱来。　　但是，对我说来这是一个缺口。关键的问题还是钱。对于这伙党徒来说，钱就是整个生命。他们骗人，白白地花别人的钱，决不肯到银行借贷。　　我说：“嘿，我们说不定可以找那个伙计——我曾对你说过，我有个老朋友，就是我在巴尔的摩认识的那个朋友，你还记得吗？既然他有钱开办自动售货机的营业，我们不妨找他想想办法。这倒值得试一试。” 　　“对，试试看，”勒菲蒂说。　　我回到房间，与在密尔沃克的托尼·坎特通了电话。“托尼，我看我们找到了一个缺口，可能我们要给勒菲蒂一个甜头。”我把情况向他作了解释。对于勒菲蒂提出的要求，我从来不如数给他。“或许拿500块钱就可以打发他。” 　　“这没什么大不了，”托尼说，“我们就干。” 　　每次我们花费政府的钱，数字相对来说还不小，我们总要思考花费的价值。不过，这么干有可能拉到一个主要的犯罪头头，500美元算得了什么？　　我返回到勒菲蒂那里，对他说：他可以借钱给我们。我播下了另一颗种子：“我猜想，托尼手头有不少钱，想在他着手的自动售货机业务上投资。” 　　他一门心事是想别人借给他1，000块钱。“那好啊，”他以受惠者的感谢口气说，“我们得马上赶回纽约去，对我那小子的事疏通疏通。” 　　第二天，我们乘飞机回到纽约。勒菲蒂打了许多电话，拜见了几个找麻烦的人，设法解决争端。他向他们解释说：汤米不认识那位伙计是什么人，更不知道他是个联络的弟兄，他只是听别人告诉他，说有人携带钻石首饰。所以这完全是一场极大的误会。这件事花了他5，000块钱作为一种安慰，以解决争端。　　“答应借钱的那个伙计呢？”勒菲蒂问我，“什么时候你去给我借那笔钱？” 　　对密尔沃克下钩的时机已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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