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手党的秘密生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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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章班师奏捷　　我站在证人席上，看看被告席上的5个黑手党人，看看分坐在5排的新闻记者，以及在审判室里只能站着的300多位听众。眼前的这一幕情景，我感到不可思议。这还只是对首批罪犯的首次审讯。这帮自作聪明的党徒现在已经坐到了被告席上。　　勒菲蒂·甘斯·鲁吉埃诺连连摇头，布比·塞拉萨尼和尼基·桑多拉也在摇头，就连菲什·拉比托先生和布茨·托玛苏罗也是如此。这些被告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似乎也不能信以为真。勒菲蒂曾经对他的律师说：“他决不会跟我们作对。”在我没有出现在证人席上之前，他显然不相信我是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不是他在黑手党的伙伴。　　但是在审判以前，有另外两名被告已经服罪。勒菲蒂关在监狱的牢房里，在进进出出的审判过程中，到后来他终于相信了事实。他对牢房的伙伴说：“我只要还有一口气，非得找那个狗狼养的多尼算帐不可。” 　　由于我已经列入黑手党的暗杀名单之中，因此我每天24个小时都由联邦特工人员护卫。　　在我走上证人席的前两天，那时我的真实姓名还没有暴露，我们得到了来自纽约州的布法罗市的情报，说这伙歹徒要袭击我的家庭。　　在此案中，担任美国方面的主诉是助理检查官巴巴拉·琼斯。黑手党方面是甘比诺家族①的比格·保罗·卡斯特拉诺，他当时是黑手党委员会②的头领，是最有实力的铁腕人物。我对巴巴拉说，我要亲自去见见卡斯特拉诺，并向他表明：“要是有人碰一碰我的妻子和孩子，我要找你个人算帐，我要亲手把你干掉！”我还说，我只是在不危及此案的情况下才会那么干。她说：“能同谁谈，不能同谁谈，我无法告诉你。” 　　①　甘比诺（Gambino，Carlo 1902-1976）：1957-1976年美国纽约市犯罪集团“五大家族”之一的首脑，号称全美犯罪辛迪加之“盟主”。他出生于西西里，1921年乘船偷渡至美国，在布鲁克林定居。其活动主要包括开设赌场、放高利贷、绑架、贩运毒品，特别是通过对水上工会的控制，进行劳工勒索。1970年被控诉，美国最高法院下令将他驱逐出境（因为他系非法入境者），但因严重的心脏病使审判和驱逐延期。6年后死于心脏病再次发作。　　②　黑手党委员会（The Mafia Commission）：黑手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犯罪组织，其成员大部分是意大利或西西里人，或具有其血统的人。该党于13世纪在西西里岛兴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黑手党残余分子从西西里和意大利移民国外，来到新的国土（主要是南美一些地区和美国），就立即着手重建他们在欧洲的那种局面。到20世纪30年代，已经成了美国黑社会网中一个完整的组织，发展成了最庞大、最雄厚的一个犯罪辛迪加组织。50年代到60年代，控制黑手党的是遍布美国的24个独立集团，叫作“家族”。在黑手党进行大规模犯罪活动的城市中，多数都只有一个“家族”；纽约市中有五个黑手党家族。势力最大的几个家族的首脑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主要起最高裁决机构的作用。每个家族的上层都有一个统管一切的“头领”，每个头领之下有一名副头领，是家族的第二负责人。　　到了80年代，有些人认为黑手党在美国犯罪社会组织中的势力正在衰落下去，部分原因是家族的旧式头领们正在逐渐消亡。另一个原因是，与外部隔绝的意大利、西西里移民群众正在逐步解体。这些人正在被美国社会所同化。这就有效地限制了黑手党历来依凭的土壤，使它无法继续顺利发展下去。　　她采取了克制和谅解的态度。我也怕这么干会有损此案的工作，也克制了自己。但是我提醒了一些人，叫他们保持高度的警戒。　　审判室的中心，有一半已经挤满了人群。这时候，我在小意大利居民区曾经见过、但不知其名的一个叫布拿诺家族的副头领，正以手作手枪的姿势对准了我，并且用食指作想象中的扣扳机动作。到了审判间息期间，保护我的特工人员在厅道上叫住了他，和他谈了话。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在审判庭上露面。　　我打进黑手党内部，秘密地度过了6个年头。在这一段时间里，外界没有几个人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在黑手党里干些什么。现在，这一切终于在新闻媒介面前曝光了。　　报纸上出现了醒目大标题，其中有几家还放在头版头条：“密探操纵匪徒达6年之久”；“特工披露匪徒内幕”；“操纵匪徒的英雄”；“联邦调查局：揭露匪徒的超级特工”；“‘布拉斯柯’今日面对严厉盘问”。《新闻周刊》还作了整版整版的报道，标题是：“我是联邦调查局的匪徒”。报道还指出了种种威胁：“黑手党对大胆渗透者寻求报复”；“欺蒙布拿诺家族的联邦特工受到匪徒跟踪”。　　审判前，新闻记者已经获悉：主要证人将是打入黑手党内部的一名联邦特工。他们动用一切手段，想弄清这个人究竟是谁。审判一旦开庭，记者们老是想要接近我。我从没有和他们会见，也决不让他们对我拍照或摄像。审判要在下午5点结束。为了躲避新闻记者，我们不得不闲呆到八九点，就是到了那个时候还得从狱吏的拘留所那里出门。我们中午不能出楼房吃饭，晚上也不能出旅馆用餐。　　第一次审判开始前，我们得到了黑手党要对我采取暗杀的确切消息。他们的头头们已经悬赏：凡能发现并干掉我的人可以得到50万美金。他们还四处散发我的照片。我们觉得最好要采取一些防范措施。联邦起诉人员请求法庭：让我和另一名特工在作证时隐蔽真实姓名而用当时的化名，即多尼·布拉斯柯和托尼·罗西。我在黑手党的最后一年曾和那一名特工一起共事，这两个名字也为匪徒所熟悉。　　执行法官罗伯特·W·斯维特是纽约州南部地区的地方法院法官，对此请求深表同情。在他行使权力期间，他写了如下报告：“……毫无疑问，这些特工过去、现在以及今后都一直处在危险之中。他们在执行政府派遣的任务中同犯罪活动进行的斗争，如同作战在战争前线的战士一样，表现了勇气、英雄气概和斗争艺术。他们完全有资格得到一切适当的保护（其中包括）：对住宅区的保护、家庭成员的安全保护，以及向他们通报任何有关的以及有可能使他们陷入危险的情报。” 　　但是，他拒绝了我们的请求，因为被告在宪法上有权面对指控者。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也不觉得是受到了背叛。万无一失的东西从来就不存在。　　我的真实姓名直到作证的第一天才暴露出来。这天我走进了审判室，举起了右手，发誓要讲真话。接着就要求我通报姓名，我说出了自己的姓名。事隔六年，我这才第一次公开了自己的真实姓名：约瑟夫·D·皮斯托尼。　　这六年来，我隐匿在黑手党匪徒中间，天天撒谎，在谎言中过日子。我说谎话，是因为我相信这样做是为了一个崇高的道德目标：帮助美国政府消灭黑手党。尽管如此，我常常清楚地意识到：我最终要走上证人席，面对辩护律师这一现实。当时你无时无刻不在说谎，现在谁能相信你会说真话呢？　　以往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在内，依赖的是谎言，现在一切都得靠事实说话了。　　我在隐蔽的日子里，我对所采取的每一步行动都得要考虑一下：日后我在作证的时候会是什么情况？我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绝对清白。钱一定要有帐可查，凡能记帐的我得记，凡不能记帐的我就记在头脑里。在陪审团面前，最终要凭我的证词。　　就在这初次审判时，美国的助理检查官琼斯和露易斯·弗里赫两人不时地要我牢固树立这样的观点：“我们提出的证据无论多少，陪审团所相信的只能是你，没有你的证实，我们便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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