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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勒大夫,你是有意用致死剂量的胰岛素结束约翰·克洛宁生命的吗?”

  “是的,我是有意这么做的。”

  法庭上猛然发出一阵嗡嗡的议论声。

  她真是个沉得住气的女人,格斯·维纳布心里想。她这么说,听起来好像只是给他喝了一杯茶似的。

  “你向陪审团讲讲你为什么要结束约翰·克洛宁的生命,好吗?”

  “因为是他要我这么做的。他哀求我这么做。他在深更半夜忍着剧痛把我叫去。我们给他的药物不再起作用。”她的口气很镇定。“他说他不愿再忍受下去了。他的死亡至多也是没有几天的事。他恳求我为了他而结束这一切。我就这么做了。”

  “大夫,你在让他去死时是不是觉得很勉强?有没有任何犯罪感?”

  佩姬·泰勒医生摇摇头。“不。如果你亲眼见到的话……让他继续受罪是没有丝毫道理的。”

  “你是怎样注射胰岛素的?”

  “我向他的静脉注射。”

  “这是否会造成他更多的痛苦?”

  “不。他只是渐渐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

  格斯·维纳布蹿起来:“反对!我想被告的意思是说他迷迷糊糊地死了!我——”

  扬法官狠命地敲着小槌子:“维纳布先生,你太不守规矩了。你会有机会反问证人的。坐下!”

  检察官朝陪审团那边看看,摇摇头,坐下来。

  “泰勒大夫,在你向约翰·克洛宁注射胰岛素时,你是否知道他已经把你列进遗嘱,留给你一百万美元?”

  “不。当我听说这事的时候都惊呆了。”

  她的鼻子会变长的,格斯·维纳布心里在想。

  “你任何时候都没有和他谈论过钱或者礼物什么的,也从来没向他要过什么东西吗?”

  她两边面颊上出现淡淡的红晕。“从来没有!”

  “但是你和他相处得很友善?”

  “是的。一个病人病到这种地步的时候,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我们一块儿讨论他商业上的问题和家庭问题。”

  “可是你没有任何理由指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

  “没有。”

  “他之所以给你留下这笔钱是因为他对你的尊重与信任。谢谢你,泰勒大夫。”培恩转身对格斯·维纳布说,“该你盘问证人了。”

  在培恩走回辩方工作台时。佩姬·泰勒向法庭后排坐位瞥了一眼。杰森坐在那里,尽量表现得勇气十足的样子。坐在他身旁的是霍尼。霍尼旁边的位子上坐的是个陌生人,坐在这里的本该是凯特。要是她还活着就好了。但凯特已经死了,佩姬心想。我也杀死了她。

  格斯·维纳布站起身,缓缓地拖着脚走到证人席前。他瞄了一眼记者席,所有的位子都坐满了,记者们都在忙着记录。我会给你们弄点儿来劲儿的事写写的,维纳布心里想着。

  他在被告面前站了好大一会儿工夫,端详着她。然后不经意地说道:“泰勒医生……约翰·克洛宁是你在思巴卡德罗县立医院谋杀的第一个病人吗?”

  艾伦·培恩立刻站起来,怒气冲天。“法官大人,我——!”

  没等他说完,扬法官手里的小槌已经重重地砸下来:“反对有效!”她对两位律师说,“休庭15分钟。两位律师到我办公室来。”

  两位律师走进她的办公室后,扬法官对格斯·维纳布说,“你是上过法学院的,对吗,格斯?”

  “我很抱歉,法官大人。我——”

  “你是不是在庭审室里见到了大帐篷?”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她的口吻就像用鞭子抽打一般:“我的法庭不是马戏团。我也决不会让你把它变成马戏团。你居然胆敢问出那种煽动性的问题!”

  “我道歉,法官大人。我会换种措辞来提问,并且——”

  “这样做还不够!”扬法官厉声说,“你得换个态度。我现在警告你,你如果再耍一次这种花招,我就宣布无效审判。”

  “是,法官大人。”

  重新回到庭审室后,扬法官对陪审团说:“陪审团将完全不理会控方律师的最后一个问题。”然后她转向主控官说,“你可以继续问了。”

  格斯·维纳布走回到证人席前:“泰勒医生,当你被告知你所谋杀的人给你留下一百万美金的时候,你一定很吃惊吧。”

  艾伦·培恩站起来:“反对!”

  “反对有效。”扬法官转向维纳布说,“你是在考验我的耐心啰。”

  “我道歉,法官大人。”他又转向证人,“你一定和你的病人关系非常友好。我是说,毕竟不会天天都有几乎是毫不相识的人给我们留下百万美元这种好事的,是这样吧?”

  佩姬·泰勒脸色微微发红:“我们之间的关系仅限在医生和病人的正常关系范围之内。”

  “难道不比那种关系稍稍更进一步吗?如果不是有人从中作梗,一个男人是不会把他亲爱的妻子和家庭从他的遗嘱中排除出去,然后把一百万美金留赠给一个陌生人的。你所声称的与他进行的有关他商业问题的那些谈话……”

  扬法官身体前倾,警告说:“维纳布先生……”公诉人举起双手,做出告饶的姿势,然后又转身面对被告:“所以你和约翰·克洛宁之间友好地聊天。他向你说他自己的私事。他喜欢你并且尊敬你。你认为这是合乎情理的结果吗,医生?”

  “是的。”

  “就因为做了这些事,他给了你一百万美元吗?”

  佩姬朝法庭外望去。她什么也没说。她没有回答。

  维纳布开始朝控方工作台走回去,然后突然又转身面对被告。

  “泰勒医生,你先前曾作证说,你对约翰·克洛宁把钱留给你,或者是把他的家庭从遗嘱中排除出去这样的事是一无所知的。”

  “的确是这样。”

  “恩巴卡德罗县立医院的住院医生挣多少钱?”

  艾伦·培恩站起来。“反对!我看不出——”

  “这是个恰当的问题,证人可以回答。”

  “每年3万8千美元。”

  维纳布同情地说,“这个年头这就不算多啦,不是吗?这中间还得减去纳税与生活费。剩下的钱是不够豪华旅游的,比如去伦敦,或者巴黎,或者威尼斯,是这样吗?”

  “我想是不够的。”

  “是不够。所以你没有计划这样去度假,因为你知道你花不起这笔钱。”

  “的确如此。”

  艾伦·培思再次站起来:“法官大人……”

  扬法官转问公诉人:“你这又是想干什么,维纳布先生?”

  “我只是想确定,被告如果不是从什么人那里弄到这笔钱的话,就不可能筹划一次豪华旅游。”

  “她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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