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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
“我啼哭，我完全瘫了，我根本不能再想。这不是很自然吗？” 　　“那您丈夫呢？” 　　“我将他拖到楼上后，他躺在床上，他的眼睛上盖着一块湿毛巾。” 　　“他没对您说过谁是作案人吗？” 　　“没有。我不认为……” 　　“什么叫：我不认为？” 　　“我的神经崩溃了，什么也听不到了。当严项说什么的时候——我什么也听不到了。” 　　“那您为什么早晨6点半才给医生，然后给凶杀侦缉处打电话？” 　　“我已经向您解释三次了：我丈夫要我这样办。” 　　“在这种不反抗的情况下，您也听从您的丈夫吗？而其他人的妻子都会……” 　　“其他人的妻子没有与严项结婚！我在我的婚姻中学会了尊重他的意愿。” 　　“即使关系到生与死，也是这样？您的丈夫或许会因伤而死。” 　　“您能猜测‘人的心态’，普罗布斯特先生？” 　　“我相信我了解人。我与人打交道的时间够长了。” 　　“你是作为警察，不是作为妻子。严项在我们婚前向我表白了他的生死观。在这以后他才问我：尽管这样，你还是愿意做我的妻于吗？” 　　“为什么尽管这样？” 　　“他爱生，可是他不怕死。这种想法与我们欧洲人完全不同。他认为死并不是不幸。即使失去了他的双眼，他也像丢了一个戒指一样能够忍受。‘我一说，你就喊医生和警察，’——这是他的命令，我就服从。我是个瑞士女人，可是严项要使我在精神上成为他的女人。这您能理解吗？” 　　“很难。”PP翻看严太太先前的陈述笔录。“您放弃了您自己的意愿？” 　　“是的。” 　　“为什么？” 　　“或许因为我是个守旧的人——我爱他！我把我的生命托付给了他。他主宰我。” 　　“啊，上帝！这可是在妇女解放的时代。” 　　“我表示同意——我极其守旧。这已经过时了！或者说得更贴切点：我在精神上已变成了守旧的妇女。” 　　“我们现在不要大谈精神分析学。问题是两个时间不对头！您的丈夫不是两点半左右遭突然袭击的，服务员也不是在这之前不久遭杀害的，而是在23点后不久！两个证人已经说了，那两个男子是在饭馆打烊前进入荷花饭店的——一个华人和一个跛得厉害的德国人。我们正在追捕这两个人。您丈夫当真没对您说……” 　　“我丈夫什么也没说。”安格拉将两手的手指交叉在一起。“您可以向我丈夫询问这两个可能作案的人。” 　　“他说他没看到。” 　　“那也对。我丈夫为什么要说谎呢？” 　　“您将来怎么打算？” 　　“我等到我丈夫出院。” 　　“您继续掌管饭馆？” 　　“不。” 　　“那么以后呢？” 　　“我们将把荷花饭馆卖掉。” 　　“卖给什么人？” 　　“卖给对此感兴趣又最肯出价钱的人。” 　　“卖了以后呢？” 　　“我们就迁出慕尼黑。” 　　“回瑞士？” 　　“不。我们或许到巴哈马群岛定居，或者在佛罗里达。这由严项来决定。” 　　“您害怕，不是吗？” 　　“我们想平平安安地度过我们的余生。一个眼睛被挖掉的人还能指望什么？” 　　“要复仇！” 　　“向谁？找到凶手是您的任务。如果您找到了他们，那么德国会惩办他们。我们现在只求安宁、安宁、安宁！” 　　由此可见，这次讯问也没有任何结果。彼得·普罗布斯特结束了这次谈话，让安格拉走了。这毫无意义，他自言自语。她知道的多得多，她肯定知道的多得多，可是她什么也不说。跟往常遇到的三合会凶杀案一样：害怕使舌头丧失了功能。我们是在用光头撞厚厚的城墙。在这种情况下砖头不会破碎，只有我们的脑袋才会开裂。那我们可要倒霉了——尽管我们将边境封锁起来，可是与犯罪组织有联系的人会像蚂蚁一样从每个缝里往里钻。 　　我们能用什么办法来对付呢？ 　　毫无办法。 　　PP唉声叹气。他想起设在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州刑事侦察局刑事犯罪侦缉处处长约瑟夫·盖斯德弗尔在一次情况汇报会上说过的话： 　　“我们认为在德国几乎每个华人开的餐馆老板都必须向三合会交保护费。问题只是：我们对此一点也不知道。他们不显眼，遍地都有，简直抓都抓不住。现在意大利黑手党在其组织方面发生了动摇，而各种三合会的活动在我们这里却在急遽增加。” 　　光在慕尼黑就有78家华人开的饭馆，而且经常还有新的开张。14K控制着所有饭馆——对警察来讲是看不到的——这正像它控制着药材买卖、赌博和卖淫一样。谁不屈服14K，就会被杀掉。不仅在慕尼黑，甚至在汉堡、法兰克福和柏林，犯罪侦缉部门都像面对着一堵墙。慕尼黑警察总局刑事高级专员卡尔—海因茨·胡贝尔曾经清楚地说道： 　　“我们在这些商人身上认识到了沉默真正意味着什么。他们微笑，可是他们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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