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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
“我究竟交什么钱？我不欠钱。” 　　“严先生，这没意思，您拿我当了半个呆子。我是与犯罪组织进行斗争的侦缉处的头头。您一点也不要欺骗我。可是如果您现在和盘托出，您就能帮助自己和帮助您的许多同行……” 　　“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警官先生。” 　　“现在您竟然还要说，您不知道三合会会员是什么！” 　　“这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与他们毫无关系。我不认识三合会会员。”严项将头侧过去靠到他妻子的大腿上。“我累了。我想躺下。” 　　“可以理解。我们送您去医院。” 　　“不。” 　　“要去。我们从公务角度这样安排您！出于安全方面的原因。我担心三合会继续迫害您。您从现在开始就在警察保护之下。” 　　“我不是三合会的牺牲品！”严项的声音高而有力。他的妻子将他的头按在她的怀里。她又哭了——因为绝望，因为束手无策，因为害怕。“我呆在我家里！” 　　“我的看法不同，严先生。”PP向门口示意。两个抬着担架的医护人员走进起居室。“在这种情况下，这是有决定性意义的。警察将保护您。” 　　“我不需要警察！” 　　“那我答应您：我们要抓到这个或这几个作案人！” 　　“我不信。”严项没有反抗就让两个医护人员从沙发椅中抬了起来。“您永远抓不到他们！” 　　“啊！为什么不能？” 　　现在我有了他，PP很高兴。现在我终于有了他。然而严项的回答又使他无可奈何。 　　“为什么？因为他们是隐身的——像在我这里一样是隐身的。” 　　两个医护人员将躺在担架上的严项抬出去。他的妻子跟着他，仍然抓着他的手。 　　当彼得·普罗布斯特一个人在房里时，他大声地、发自内心地说道：“扯蛋！” 　　在13处，人们在整理凶杀侦缉处的侦查材料和检验鉴定。如PP所说，这是令人丢脸和沮丧的。 　　“链条最薄弱的一环”——安格拉·严表现得比假定的还要硬。她没有被瓦解。她听从她丈夫的。她不了解三合会。她在六星期前才随她丈夫从瑞士来到德国，在瑞士——听起来完全可信——她从未听到过这个名称。如果六年以来严项不是已经在拉珀斯维尔开玉花园餐厅，那或许还可以相信她。这个餐厅现在租出去了，为的是在慕尼黑开这家新饭馆。 　　“在苏黎世有一个非常活跃，但非常隐蔽、几乎无人谈论的三合会支派，”彼得·普罗布斯特在形势讨论会上说道，“它直接由阿姆斯特丹总部领导，但不属于14K，而属于大圈帮三合会。这个帮会在加拿大、美国、泰国、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和荷兰建立了一个到目前为止成员数量仍然未知的庞大组织。它是14K的一个强大竞争对手。有可能是14K对严项进行报复，因为他在瑞士交保护费，而在慕尼黑却拒交。甚至可能他继续向瑞士三合会交，而且在慕尼黑也依此办理。各三合会之间没有‘双重纳税协定’。每个人都必须向他所在地的三合会交钱。严项倒霉，有两个‘保护者’。他很不聪明，没把14K看成是更强大的保护者。现在他知道了！而且他妻子也知道了。她像所有惊慌失措的人一样沉默，因为她知道三合会的一些办法。换而言之，”PP用拳头擂桌子，“跟奥林匹亚公园凶杀案一样：我们无能为力！可是有一点始终是肯定的：14K现在比以往行动得更快、更残忍。” 　　第二天各报纸和电视的报道短时间内就使居民惊起了。可是实际上只持续了很短时间——第一，蒙难者是异国人，即外国人；第二鲍里斯·贝尼克输了一场网球，此事对德国人的刺激更大。 　　不过，关于哈尔拉亨凶杀案的报道确实起了作用。荷花饭馆的两个客人作了举报。卢茨·贝尼克立即给PP打电话，他们一道做了笔录。 　　我叫埃贝哈特·德伦勒尔，我的职业是建筑师，39岁。家住哈尔拉亨。荷花饭馆开业以来我就是常客，因为那里的饭菜一流，而且环境不错。这天晚上我和弗里茨·施梅尔策先生是最后的客人。我们还想将我们的啤酒喝光，然后再走。在大多数情况下，饭馆将近11点时关门。在我们打算动身前不久，有两个人走进饭店：一个中等身材的亚洲人，很有可能是香港人；另一个是德国人。他身材高大，穿着黑色西服，看上去很有修养。他的头发是白色的，有些鬈曲，给人庄重的印象。他们与服务员说话。说什么，我们听不到。后来我们站起来就走了。这两位先生还在那里与服务员说话。 　　PP：您觉得这两位先生有些什么特别的地方？ 　　德伦勒尔：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对了——白发人跛得厉害。他可能装的是假腿。另一个人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 　　PP：也就是说，两位先生仍然留在那里吗？ 　　德伦勒尔：是的。可是，因为11点左右关门，想必他们后来也走了。他们的样子绝对不像凶手，倒像是生意人。 　　PP：服务员荆兴什么表现？ 　　德伦勒尔：像平常一样，很客气。我们大家都喜欢荆兴。他是个好服务员。他的死使我们震惊。谁会对杀害他有兴趣呢？什么目的？从饭馆里偷什么东西？晚上的营业现金？ 　　PP：什么也没丢！钱还在那里，所以肯定不是抢劫。 　　德伦勒尔：那么报上说对了——这与三合会有关吗？ 　　PP：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感谢您，德伦勒尔先生。弗里茨·施梅尔策先生的笔录： 　　我叫弗里茨·施梅尔策，41岁，职业出口商，已婚，两个孩子。家住哈尔拉亨。我可以证实德伦勒尔先生所陈述的全部内容。情况完全如此。一个外国人和一个白发的德国人进来，五分钟后我们出去了。对的，德国人走路一跛一跛的。其他我什么也不知道。 　　PP：那么有可能是两个迟来的客人？ 　　施梅尔策：照我看——当然。凶手的样子看起来不同。 　　PP：凶手究竟必须是什么样子呢？ 　　施梅尔策：（很尴尬）这我不知道，高级专员先生。可是第一印象是这样的。 　　PP：那个外国人呢？ 　　施梅尔策：像德国人一样庄重。 　　PP：您肯定，你们离开是23点？ 　　施梅尔策：对的，完全正确！我还对德伦勒尔说：“我们现在走。已经11点了——天气这么热，荆兴忙了一天后也要睡觉了。” 　　PP：天气这么热！两位先生穿着黑西服，您不感到奇怪吗？ 　　施梅尔策：不，为什么？他们很可能从剧院出来，从歌剧院或这样的地方出来，然后到那里喝啤酒，我们中的许多熟人都是这么干的。 　　PP：我感谢您，施梅尔策先生。 　　笔录结束。 　　彼得·普罗布斯特将两个笔录向他的同事们读过以后，又将它们放回他的台子上。在他仰视时，他看到了一些不知所措的脸。他点点头。 　　“我们没有线索、没有有用的陈述，而且严项守口如瓶。跟以往一样。只有一个线索——如果它算一个——可以叫人感兴趣：服务员荆兴必须在23点后不久就关门。我们假定，这两位高贵的先生是作案人：一直到凌晨两点半前后，荆兴在跟他们干什么呢？这个期间他被杀害——如果我们相信严项和他的妻子所说的时间，可是女法医还有可能将这弄清楚。这说明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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