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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那人走向一张圆桌,上面是一本本黑色的活页夹。她找出了一本,翻到M打头的一页,对玛丽莎解释说,议员名字后面的数码代表微缩胶卷盘。接着她带玛丽莎来到一个硕大的胶卷盘架前,捡出了所找的,装上显微阅读机。“你要查哪一次选举?”她问,准备打入相应的号码。

  “最近的一次吧,我想。”玛丽莎说。她自己还不清楚要找的是什么呢;或许只是什么能把马卡姆跟杜布切克或CDC联系起来的线索吧。

  阅读机呜呜地开动了,一份份文件闪烁着掠过屏幕。速度太快,看来只是一串串模糊的黑点。那人按了一个钮,演示给玛丽莎看如何调整速度。“如果需要,五分钱复印一份,只要把硬币塞进这儿就行。”她指着一个硬币槽说。“有问题喊我一声。”

  玛丽莎既被这架机器,也被所能查到的资料吸引住了。马卡姆竞选连任的财源相当可观。读着捐助者的姓名住址,她发现他不仅仅得到他所在的德克萨斯选区、而且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捐助。这是不同寻常的。通常只有众议院议长或众议院赋税委员会主席才有此殊荣。她还发现,捐助人士部分是医生。难怪马卡姆有那么多关于医疗卫生的议案了。

  名单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她仔细查了D字打头的,没有找到杜布切克。她心想,自己真是气糊涂了。杜布切克哪里有钱去影响一个权势显赫的议员呢?即使他跟马卡姆有关系,那也不会是经济关系。玛丽莎自个儿笑起来。还说塔德天真幼稚呢!

  不过她还是复印了一份所有捐助人的名单,准备有空时再浏览一遍。她看到一个有六个孩子的医生,分别以自己和每个家庭成员的名义捐了最高限额。这可真是全心全意的支持了。在个人捐助者名单之后,还有一份团体捐助者名单,其中有个叫“医生行动大会政治活动委员会”的组织。它捐献的款额比任何一个德克萨斯石油公司捐的还多。再一查前几次选举,这个组织也都在册。显而易见,这是一个颇有历史和规模的组织,对马卡姆一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谢过那个女办事员,玛丽莎出了大楼,叫了一辆计程车。计程车在上下班高峰的车流里慢慢爬行,玛丽莎趁机又看了一遍名单。蓦地她差不多失手掉落了它。拉尔夫·亨普森的大名赫然跃入她的眼睛。这太偶然了。世界是多么小啊!不过再一想也不奇怪。拉尔夫有一点一直叫她不舒服,那就是他的保守主义。他支持马卡姆这样一个议员也就十分自然了。

  五点三十分,玛丽莎步入旅馆漂亮的大厅。走过一个报刊架时,她瞥见《华盛顿邮报》的头条大标题:艾伯拉再次袭来!

  好似铁未遇到磁极,玛丽莎登时过去抓起一份,看了副标题:最新的瘟疫威胁兄弟之爱市。①

  ①指费城。Philadelphia在希腊语中意为有兄弟之爱的城市。

  她从提包里翻出一枚硬币,取了那份报纸,一边读,一边走向电梯。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宾顿地处费城市郊。该地的伯森医院发现三个艾伯拉嫌疑病人。文章描述了这个郊区小镇蔓延的恐慌。

  玛丽莎按了所去楼层的钮。文章引了杜布切克的话,说他相信这次暴发会很快被控制住的,大家不必担心。CDC已从前三次暴发中得到了足够的经验。

  彼得·卡博,费城“同性恋权力”组织的领袖之一说,他希望杰里·法威尔①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虽然这种病跟艾滋一样来自非洲同一地区,但没有一个同性恋者患有这种新的远比爱滋更危险的病。

  ①杰里·法威尔,美国当代著名的福音传教士,曾认为艾滋病的流行是同性恋造成的。

  回到房间,玛丽莎翻到照片版。警察在伯森医院大门口设障的照片让她回忆起菲尼克斯的景象。她读完那篇报道,把报纸放在桌上,从镜子里看着自己。虽说是在度假,也正式离开了艾伯拉组,她觉得还应当去亲自了解详情。她对解决艾伯拉之谜许下的诺言叫她别无选择。她进一步自圆其说地告诉自己,费城跟华盛顿比邻相连,她甚至可以坐火车去。一转身,玛丽莎开始收拾东西了。

  出了费城火车站,玛丽莎坐计程车去阿宾顿。结果车费远远超过她的预计。幸好钱包里夹着几张旅行支票,司机也肯收。在伯森医院外面,玛丽莎遇到了报纸照片上的那道路障。尝试通过之前,她先问一个记者这儿是不是被隔离检疫了。没有,那人回答。警察在场是为了万一隔离检疫令下来能马上实施。玛丽莎对一个警卫扬了扬CDC的证件。警卫什么也没问就放她进去了。

  医院崭新而漂亮,很像洛杉矶和菲尼克斯艾伯拉暴发的场所。玛丽莎走向问讯台,心想为什么病毒偏要袭击这些高雅的新建筑,而不是纽约和波士顿那些脏乱不堪的市中心医院呢?

  大厅里人来人往,不过没有像在菲尼克斯所见的那种骚乱。人们有点忧虑但并不恐惧。问讯台的人告诉玛丽莎,病人都在六楼的隔离病区。玛丽莎朝电梯走去。那人突然叫道,“对不起,那儿不接待访客。”玛丽莎又亮出了CDC的证件。“对不起,医生。乘最边上那个电梯。只有它是上六楼的。”

  出了电梯,一个护士请她马上穿戴防护用具,却没有问玛丽莎上来干什么。玛丽莎非常乐意戴上口罩。它既能保护健康,也能掩盖面貌。

  “请问,这儿有CDC的医生吗?”她问,把两个在护士台后聊天的护士吓了一跳。

  “对不起,没听到你过来。”年纪稍大的一个护士说。

  “CDC的人一小时左右前离开了。”另一个回答。“我记得他们说是去楼下行政办公室。你可以去那儿看看。”

  “没关系。”玛丽莎说。“三个病人情况怎么样?”

  “现在是七个了。”第一个护士说。接着她问了玛丽莎的身份。

  “我是CDC来的。”她说,故意不说名字。“你们呢?”

  “倒霉呀,我们是平时负责这个病区的注册护士。我们过去常常隔离那些抵抗力低的病人,从没对付过这种致命的传染病病人。真高兴你们来。”

  “一开始是有点害怕。”玛丽莎同情地说,一边大胆地走进护土台。“不过呢,我经历了前三次暴发,都没出事。”玛丽莎没有说出自己的害怕。“病历是在这儿还是在病房?”

  “在这儿。”年长的护士指了指墙角的架子。

  “病人目前状况如何?”

  “糟透了!我知道这样说不够专业化。可是我还从来没见过更严重的病人呢。我们实行了二十四小时的特别护理。可是不管你怎么想办法,他们还是越来越坏。”

  玛丽莎很理解这个护士的沮丧。垂死的病人一般总是叫人灰心丧气的。

  “你们有谁知道哪个是最早住院的吗?”

  年长的护士走近玛丽莎坐的地方,把病历夹哗啦哗啦翻捡了一番,拣出一份递给她。“亚历克西医生是第一个。真奇了,他居然能拖到今天。”

  玛丽莎打开病历。记录的症状都是她耳熟能详的,只是没提到出国旅行、动物实验或跟前三次暴发的联系。她倒是发现亚历克西是眼科主任。玛丽莎心中一惊,难道杜布切克竟然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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