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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


  “可能吧,”我说。“但是,我不明白把钱投到政府机构怎么可能富起来。”

  “山姆大叔可能是指军队,”汤米说。“很多人通过这条路子赚钱,如国防武器承包商之类的人。”

  “也许,”我说。我们就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讨论了几分钟,但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那么——我可以帮你做点什么?”汤米问道。

  “你真想帮忙?”我说,“发生在戴比·蔡特和格里格·肖夫曼身上的事你是知道的。”

  “嗨,我没有工作,我需要找点事情做做。这比销售债券有劲多了。我要把布龙菲尔德-韦斯投资银行的水搅得越浑越好。”

  “那么,你可以试试看,能不能再了解到一些有关格里格·肖夫曼的情况,”我说。我把自己为了弄清他失踪的情况而作的努力告诉了他。“我想知道是谁杀害了他,同样重要的是,我很想知道他死前发现了什么,他可能发现了一些不利于卡什和韦杰尔的有用证据。我很想亲自做这一切,但是我不能在纽约逗留很长时间,如果你发现了什么情况,打电话到菲尼克斯会议上找我。”

  汤米说他会倾其全力去办,我们付了咖啡钱便离开了。

  我喜欢汤米。突然,我心头掠过一阵忧虑,觉得没必要把我知道的事告诉他,把他也牵扯进危险之中,不,这念头真傻。我比汤米知道的更多,但我并没有遇到什么明显的危险嘛。

  我回到旅馆房间,热得大汗淋漓,电话机上的红灯亮着。我置之不理,径直冲进淋浴里,让凉水降低我的血液温度。待我感觉舒服之后,我便走到电话机旁,拨通了留言台。第二天汉密尔顿要来纽约,他希望在上东区一家时髦人物光顾的意大利餐馆与我共进午餐面谈,能与他见面也许大有好处。我脑子里正乱成一锅粥哩,把我的想法与他谈谈,我想一切都会变得井井有条的。

  第二天是我在纽约的最后一天,然后我将飞往菲尼克斯。上午我按预定计划去参观两三家投资银行,在其中一家投资银行里,一个名叫凯特林的十分固执的小个子男人硬要拽住我,给我灌输在南美洲举债的机会,尽管我对此毫无兴趣。他又是训斥又是辱骂,使我“大饱耳福”。他终于使我觉得自己真是愚不可及,竟然不认同他那关于南美大陆的金融奇迹的宏论,但同时我也感到万分的恼火。

  那人一上午的强行推销把我弄得疲惫不堪,焦头烂额,于是,便决定从投资银行办公室安步当车走到饭店。我需要空气,尽管这仅仅是纽约城里那饱含灰尘,潮湿粘糊的热浪暑气。我对角斜插,漫步穿过小街走上大街,放慢脚步,浏览着街景。

  我沿着一条几乎空荡无人的小街踽踽而行,街道两旁高楼耸立,怪异的音乐在大楼墙壁问轻声回响。一群身材矮小敦实,戴着看起来像是披巾和圆顶硬礼帽的男子围在一起,中间放着地毯、音响设备和一套非常简单的鼓。他们皮肤黝黑粗糙,颧骨又高又硬,这条街上只有我和他们,我驻足聆听。那音乐里蕴含着一种神奇之气,使人脑海里浮现出陡峭的山腰,俯冲扑食的飞禽,以及安第斯高原的百年孤独。我不知道自己在那儿站了多久,被那音乐深深地吸引住了。最后,他们停了一下,直到那时才意识到我的存在,羞怯地朝我笑笑,我买了一盒他们摆在人行道上出售的磁带,封面上是那一群人的照片,看起来非常严肃,标题是《印加人》。我继续前行,那音乐声仍然在我头脑里回旋激荡着。不一会儿,我又回到了第三大街那震耳欲聋的喧嚣声中。

  那家餐馆通风明亮,天窗和金属桌子使人联想到意大利的带花园的小吃店。但是,其他进餐者都身着笔挺的西装或漂亮的裙服,证实了它的真面目:纽约一家昂贵的餐馆,目前正生意兴隆。

  我看见汉密尔顿正拿着一大叠报纸在埋头细读。这在其他桌上衣着入时的进餐者中间,显得相当不合时宜。我拉过一把椅子来,他看了看手表,眉头微微一皱。我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已是12点33分,迟到了3分钟,除了汉密尔顿,谁会在乎呢?

  他微笑着,示意我坐下。他一边把报纸塞进公文包,一边问道:“你觉得纽约怎么样?”

  “噢,我喜欢纽约,”我说。“它是如此……”我停顿了一下,“令人意想不到。”我告诉了他我在来的路上碰到的秘鲁乐队。

  汉密尔顿看看我,略感迷惑不解。“是的,我懂你的意思了,”他说。然后,他带着尖刻的声调说:“你参观了一些投资银行,是吗?”

  像往常和汉密尔顿在一起一样,我感到自己有点儿傻乎乎的。当然,汉密尔顿感兴趣的并不是我对纽约这个城市的看法,而是想知道华尔街的情况。

  我把所听到的最重要的情况告诉了他,他细细询问了我与别人的一两次交谈,而我则认为这些交谈毫不重要。他问了我几个问题,想了解人们的买卖情况,我意识到我本应该间这些问题的,但却没有问。当我认识到按照汉密尔顿的标准,我的了解工作做得非常肤浅时,我开始对自己失去信心。

  在汉密尔顿不停地质问我的期间,侍者一直在旁边走来走去,不敢打断汉密尔顿。最后,他瞅准机会,强迫我们飞快瞥了一眼菜单,终于连哄带劝地要我们各自点好饭菜。汉密尔顿按老规矩要了一份恺撒什锦色拉,在我看来这似乎过于寒酸,尤其是旁边就放着一份颇具吸引力的充满异国风味的菜单。我不情愿地克制着没点酒水,飞快地扫了一眼之后,便要了一份看上去似乎很复杂的肉食,汉密尔顿要了一大瓶矿泉水。我羡慕地看了看邻桌,一对夫妇正在轻松自在的气氛中慢慢地享用着一顿美味佳肴,已经在喝第二瓶蒙特拉谢白葡萄酒了,急匆匆地吃一份色拉,喝上一两杯矿泉水,用得着上这样的饭店吗?噢,天知道。

  “其他调查进行得怎么样?”汉密尔顿问道。

  我把已经发现的一切都告诉了他:韦杰尔对自己卷入原始交易之事如何含糊其词,遮遮掩掩;肖夫曼以及他失踪的情况;还有我在韦杰尔办公室里找到的图表。

  汉密尔顿一字不漏地仔细听着。我说完后,指望他有个反应。他一声不吭沉默了很长时间,轻轻捋着胡子。然后,他露出了微笑。“干得不错,保罗,非常有趣,的确非常有趣。”

  由于开始谈话时,我的表现不尽如人意,现在听到这话,我满心欢喜。“那么,你认为山姆大叔的制钞机可能是指什么?”我问道。

  “你怎么想?”

  这个问题我已绞尽脑汁苦思冥想了24个小时,但是没能想出任何名堂来。“一个政府防御机构?某种计算机?某种政府债券舞弊行为?”我漫无边际地瞎猜测,期待着汉密尔顿作出反应,他似乎对这些看法都不太赞同。

  我耸了耸肩。“我不知道,你的意见如何?”

  汉密尔顿踌躇着。“我们无法知道,我们暂时没有足够的证据继续下去,但是已经有了一个开端,干得漂亮。”他斯斯文文地吃了一点色拉。“不过,我认为你说的对,弄清楚山姆大叔的制钞机是什么,是把我们的钱找回来的关键。”

  “你在荷属安的列斯群岛公司的事情办得怎么样?”我问。

  “有点困难,因为我不想惊动海尔伦的范克里夫律师事务所,以免他们知道我们已经产生疑心,鲁迪·吉尔帮了大忙。我做的表面文章,是最近的税务改革促使我们考虑有无可能要求改变特里蒙特资金公司期票的交付地点,作为该程序的一部分,吉尔必须复核所有文件。”

  “他发现了什么没有?”

  “非常有意思,海尔伦的范克里夫律师事务所声称他们确实见过本州银行的担保书。当吉尔要求他们出示该担保书时,他们却说在档案中找不到,当然,对于任何一个律师事务所来说,要承认这一点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所以吉尔怀疑这事一定是真的。”

  “那你认为是怎么回事?”我问。

  “我不知道,我认为最可能的情况是,那个担保是个骗局,不知怎么被人从海尔伦的范克里夫律师事务所的档案中抽走了,也许是被他们自己的某个受贿律师抽掉的。事情已经弄得很大,要想使我们不追究谁拥有特里蒙特资金公司是相当困难的。”

  “非常有意思,”我说。“还有什么消息?”

  “这个,看起来我们得用法院指令,迫使特里蒙特资金公司的审计师向我们出示他们帐簿的副本,希望那会给我们提供一些钱的去向的线索,法院指令要到下星期初才会获准,然后,他们将有两三个星期的时间去执行指令,但在听到吉尔的回话,并且真正看到那些帐目之前,我恐怕做不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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