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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模模糊糊地，他似乎听到喊他的名字，即刻从梦幻和往事的幽深处摸索出来，爬回到火车的卧室里。 　　他意识到，是查普曼博士一直对他讲着话。“……注意东圣路易斯。” 　　保罗很郑重地点点头，“是，那自然。”他急忙把大腿上的文件弄弄平。 　　查普曼博士转向霍勒斯和卡斯。“呃，我们天一亮就早早起床。我们到布里阿斯时要处在最好的状态下。” 　　霍勒斯站起来，伸了伸腰。“对于我们的到来公众有很大的反响吗？” 　　“哦，我想有。”查普曼说。 　　“我痛恨把我的照片登在报纸上，”霍勒斯说。“我不是那号料。我看上去总像是正在被验明正身似的。” 　　查普曼博士大笑出声。“名声的代价嘛。”他用满意的口气说，“好，晚安。” 　　“晚安。”霍勒斯说。 　　他向门口走过去，保罗和卡斯跟在他的脚后。他们俩向查普曼博士点点头，查普曼博士这时正忙着把文件塞进他那棕色的小牛皮手提箱里，随后也跟出来。他们来到狭窄的过道里，保罗走在后面，这时查普曼博士又开了腔。“保罗，我能约你一分钟吗——只一分钟。” 　　“当然喽。” 　　保罗望了一下霍勒斯和卡斯，见他俩已经走下过道，两只手伸开像两只翅膀，扶触着米色的金属车壁和绿色的窗帘使身体保持平衡，朝着卧铺车厢走去。 　　这将是他们乘车工作的最后一夜，然后便可回家了。保罗很想庆祝一番。“卡斯，”他喊道，“你想不想临睡前干一杯“你说得太对了。”卡斯回答。 　　“我和你一起来。” 　　他看着他们继续走下摇晃着的过道，然后转身到查普曼博士的车室。 　　※　　　　　　　 ※　　　　　　　　 ※ 　　“……你会感到非常吃惊的，假若没有像阿克曼这样的人，我们的工作将会十倍地艰难，也许不能进行。”查普曼博士说。 　　他呷着加补药的杜松子酒，保罗坐在他对过，喝着加水的苏格兰威士忌。 　　他们一直像这样交谈着，话题并不全是关于他们的工作的，不过是围绕着他们的工作进行的，这样谈了5分或10分钟。查普曼博士接铃叫服务员，定了饮料——很显然，他也感到像是过节似的——他们这时刚刚用过酒。 　　查普曼博士一直在谈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谈到加里福尼亚，布里阿斯，在UCLA的朋友，回到里尔顿后某种适合所有人干的职业，然后话题又转回加里福尼亚——这有点古怪，他竟谈起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保罗凭直觉推测，这不过是唱正戏的过门，他喝着酒，等待着。现在查普曼谈起了埃米尔·阿克曼，一个有钱的洛杉矶居民，此人4年前曾协助安排调查会见，并对与布里阿斯妇女联合会所签的合同负责。 　　“不过，他到底干什么？”保罗问。 　　“我不知道。”查普曼博士说，“他是某一特定职业的代表，这种职业难于划分类别，叫不出名称，在美国靠它帮助国家运转。他过去干制造业，也许现在仍然干。巨富在贝尔、埃尔、棕榈泉、菲尼克斯都有房产。他的业余爱好是政治，那也许是他的职业。也许那正是他赖以捞钱的手段——安插上一位州长或一名市长，玩弄一下税务法规。我清楚他与萨克拉门托的院外活动集团的成员有勾结，并插手十几项活动。他不大出头露面，不大出人办公室。他有点像哈里·道格尔堤——或者说好一点，像杰西·W·史密斯，那个在K大街拥有小绿宫的哈丁汉子。阿克曼的职业是助人为乐。” 　　“纯利他主义者吗？” 　　“我非常怀疑这一点。你把馒头扔在大洋之中——等着瞧——有时候你会抓到一条鲸鱼。这是一项获利的运动。许多没办公室的人并不是什么心地正直，智慧渊博的大人物头。你曾听说过总统哈丁的故事。他的父亲曾对他说：‘如果你是个女孩子，沃伦，你必须总是像怀孕一样，你不能说“不”’，呢，成百的人都这样。当阿克曼提供一次恩惠时，他们不能拒绝。但他需要报答时，他们也不能说‘不’字，阿克曼干的是需要回报的买卖。” 　　“他能从您身上得到什么回报？” 　　查普曼博士端详了一下他的饮料。“哦，什么也没有。我肯定他不想从我身上得到任何尔四。他抬头看了看，微笑了一下。“正如卡斯可能想干的那样，也许，他只想要几个电话号码。” 　　“我不感到有什么吃惊。” 　　“不，说正经的，我想他感到我很好玩。他仅仅喜欢与我们接近的轰动新闻。我猜想，在他的较高层次的朋友中，这样做可以给他带来一定的声望。我是说，他可以装成是这项计划的一员，这是一种你用钱也买不到的东西。” 　　“这话有理，”保罗说。他慢慢喝着，心下却仍在猜度着，查普曼扯南道北，到底想说什么话。“他怎么和你联系上的？” 　　“呐，你对我们的作法已经很了解了。”查普曼博士说，“事情总有反对的。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同社会团体一起共事，而不是与单个人，因为单个人容易担惊受怕，并且害羞不好意思。不过，有团体意见的鼎力支持，单个人总是会随声附和。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把手伸到平民和教会组织里面去，这谈何容易。径直地去接触是行不通的，情况常常是，他们好疑神疑鬼。我们是什么人？我们真正想要什么？如此等等的疑虑。于是，我推想到，赢得他们信任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学术和政治领导人。我大力依靠我所有的大学的关系网。在每一处大学城，某个教授或荣誉教授，或大学董事会的理事就会把我介绍给某个政治家或某一俱乐部头头，而且这常常就能打开大门。当然，这一次，容易多了。你不了解我们先前进行调查时的难处。而现在，我们得到了公众的认可，我也有了名气，就是我们奋斗中的一个成员——即便是个荣誉——也是了不起的。无论如何——”他停顿了一下，呷着他的加补药的杜松子酒，舔了一下上唇，然后继续说下去。“你瞧，这就是我怎么碰上阿克曼的，4年以前，我们想在洛杉矶搞三组调查抽样。我认识一个人，在UCLA，这个人又认识在市长办公室里工作的一个人，市长办公室的这个人认识阿克曼。就这样，我一直托下去，见到了阿克曼。他是个大老色鬼，过去在斯坦福德时好踢足球，还保留着求学时期的大部分特点，我想，他很乐于显得普普通通。不过，他确实精明强干，他没有不认识的人——所以我说，谁都欠他点什么，他从中得到很大的乐趣。他打了三个电话，我们就有了这三组典型抽样。我送给他一册亲笔签名的书，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所以，当我知道我们要重来洛杉矶时，我写给他一封信，告诉他我想要的东西，他于是作了安排，别问我如何做的啦。” 　　“我盼望能见到他。”保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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