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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他的表指向了十二点五十分。他环顾了一下房问。屋子里给弄得一片狼藉。他忍着背部仍在发作的一阵阵的抽搐，缓慢费力地把东西归于原位。他把卫生间里的小地毯拿来盖在厨房门前的血迹上。他把放电话的桌子推回去。他抓起两只盘子和两只杯子，并把它们放在桌上。他把打坏了的花插在花瓶里。他在卫生间里花了点时间整了整头发，拉直了制服。他的脸色潮红，但并没有留下什么伤疤。刚才他没有杀掉其中一个家伙真是幸事。要杀他其实是轻而易举的事，不假思索就能办到。 　　一点钟时贾丝汀还没有到。也没有电话，而巴扎克也检查了电话，确信它没有坏。他一直等到一点半，然后返回了五角大楼。 　　办公室给了他与以往不同的感觉。止痛药产生的轻微的晕眩使他觉得周围不怎么真实。他的世界忽然变得脆弱，并充满了威胁。他坐在办公桌旁，试着去思考。早先他所感觉到的那阵恐惧竟留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他集中注意力，试图回想过去的两周中他所有打过的电话以及所有对贾丝汀说过的话。他想象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它会把自己置于多么危险的境地。如果这些人认为扎克在出卖他们，那是没有和他们解释的余地的。他想到了细瑟的尸体和关于赖利的传闻。他想起了汉森。这都是些嗜血如命的人。 　　他能信任谁呢？他想到了联邦调查局，那些自命不凡，爱发号施令的家伙。也许他们对福斯滕的怀疑都是捕风捉影，而该调查行动只是一起政治迫害。也许塑料袋里的窃听器并不是真的在扎克寓所里发现的，而只是让他就范的一个把戏。所有的调查官员在工作中都总要说谎。联邦调查局为什么就不会为此事扯谎呢？ 　　扎克把这些问题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了一会儿。 　　这些想法都站不住脚。那么重大的调查不会是什么党派间的倾轧。不可能。他相信在寓所里遇到的特工。他恨自己相信他们，但事实就是这样。那么现在怎么办？他不能逃之夭夭。他想不出什么办法可以逃跑。而且不管怎样他还不能肯定危险离自己有多近。他什么也没对卡斯托里说，而他自己的打探活动也是为了驳斥卡斯托里的指控。他还没有做过什么或知道什么而足以让他们来杀自己。没有人会…… 　　当扎克的思路转到了贾丝汀时，他猛然坐直了。她为什么没有出现？这其中有什么关联吗？上一次她在他住处还是一星期前。那时窃听器在不在那儿呢？如果福斯滕的人知道了他们的事，他们会把这消息告诉谢尔曼吗？如果会，谢尔曼会怎么处理这条消息？对付贾丝汀，对付扎克。 　　扎克一把抓起电话拨起号来。他又停下，看着听筒。不，他不能用这个电话。他站起来奔到斯坦·邓肯空无一人的小单间里。他拨通了贾丝汀的工作电话。他听到的是她留言的声音。他试着往贾丝汀的家里打。接电话的还是答录机。 　　他坐回到自己的办公桌旁，他的焦虑在逐渐增加。她为什么没有打电话来取消约会？到底在发生什么鬼事？各种自相矛盾的想法和冲动使他心乱如麻。他需要抓住一个头绪来把事情想想清楚。 　　他想到了联邦调查局，想到了那个可怜的上尉，头中两弹横尸于亚历山德里亚街头。与调查局合作看来是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主意。如果他们失去了汉森，他们也能失去扎克。不过，无动于衷、无所事事看来也不可能。说到底，他是对总统和宪法效忠的。在所有这些中，那是唯一简单明了的真理。 　　他将继续做他正在做的事，他决定。他将自己收集关于福斯滕和谢尔曼的资料。他们把他骗到这里来，企图利用他，打他的勋章的主意。他们玩弄他，侵犯他的私生活。这是他个人的事。他不打算就这么任他们摆布。至于调查局的人，让他们见鬼去吧。至少现在是这样。他不想找死。如果他发现了有用的东西，他会在安全的时候送过去的。 　　扎克起身向福斯滕的空无一人的办公室走去。珍妮·赖特，将军的秘书，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在他隔壁，她的门开了一半。扎克能听到她在打电话。他紧张地环顾四周。他经常工作得很晚，所以知道福斯滕的办公室在晚上是不锁的。要想进入副主席及其助手的办公区域，安全检查是极为严格的，但在晚上，每个人自己办公室的门都是不关的。 　　但是，即使把福斯滕的办公室彻底检查一遍，扎克也很怀疑他是否能找到些什么。扎克并不知道福斯滕办公室里的文件保险柜暗码锁的暗码，不过他想象不出它装着什么非法活动的证据。福斯滕办公室的一角立着一个高大的暗码文件柜，那更不可能有此类证据。福斯滕不是傻瓜。 　　扎克走到福斯滕办公桌的后面，站在窗口。他还能听见珍妮·赖特打电话的声音。这是一个美丽的十二月的一天，空气清新，光线也不错，能看见波托马克河上游的华盛顿纪念碑。扎克看着福斯滕巨大的木制书桌。将军曾告诉他这张书桌的前任主人中包括马克斯韦尔·泰勒，强硬的陆军参谋长。扎克看了一会这精雕细琢的古旧桌子，心里琢磨着它会不会有隐藏的夹层。荒唐可笑。 　　他看了看福斯滕的计算机。平日里当他进来时，将军经常正忙着敲敲打打着什么。将军颇引以自豪的是他能跟得上最新科技，不管是尖端武器还是个人计算机。扎克不知道如果检查一下硬驱上的文件或机器旁边的那盒磁盘会不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不可能。太明显了。他不知道福斯滕会不会在什么地方有台便携式电脑。他还从来没见过。 　　像福斯滕这样的人是会善于，非常善于掩盖他所做的事情的。 　　在五点三十五分左右，潮水般的雇员纷纷从宾西法尼亚大道的小埃德加·胡佛大楼里拥出来准备离开。离去的大部分是办公室职员，他们走向地铁中心和国家档案馆的地铁站。可也有一些特工属于需要打卡的一类，不管看上去有多糟糕。对于其中一个高级特工而言，只有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发生的事才会使他和这一大群人一同离开。他每周工作七十小时，并很为此骄傲。他匆匆从楼里出来，低着头，到了宾西法尼亚大道便向左拐，在美国海军纪念馆前的一处付费电话旁停下脚步。 　　他对接电话的人自称“水手”。“我们的人今天和特津遭遇了。”他说。 　　“你什么意思，遭遇了？你在跟我说什么鬼话？” 　　“这是起事故，一场灾难，实际上。我们的人在特津家安窃听器时给他撞上了。” 　　“你们这群笨蛋真他妈了不起，真了不起。你干吗不告诉我们他们要进去？” 　　“我很抱歉。这件事是我疏忽大意了。”“水手”的声音变得颤抖而失利。那是因为害怕才使音调变高的。他犹疑地继续道，“我们这边人……他们在那儿发现了窃听器……是你们的，我猜。” 　　“当然是我们的，混蛋。那还会是谁的？你脑子里有尿还是怎么的？” 　　“水手”哑口无言。 　　“那他有什么反应？” 　　“他们简要地告诉了特津调查的情况。他们要求他与调查局合作。” 　　“他说什么？” 　　“他说他需要考虑。他说他会回我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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