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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差不离。” 　　“还要拖3个星期？” 　　“他们是这么说的。可我不信他们能把我钉在那儿，”他无力地说。 　　有好一会儿，谁也没有吱声。本打开一包布里斯托尔牌香烟，点了一支。 　　“官司官司，”他咬牙切齿地说，“每一个礼拜都有人跟我们打官司，有的笨蛋自己走路摔了跤，却要怪吃的醋或者葡萄不好。上个月在洛杉矶一个私人晚会上，一只汽水瓶自动爆炸。你猜猜看是谁卖给他们汽水的？谁受到了起诉，要求赔偿1000万？是我们，和那家制瓶公司。产品责任！”他喷出一个烟团，接着就迅速地咬着拇指指甲，义愤填膺，“雅典有个70岁的老太婆，据说在抬手取一听擦家具的油时闪了腰。她的律师居然说她有权得到200万美元的赔偿费。” 　　肯朝本瞪了一眼，示意他立即闭嘴，可是一碰到这样的话题本显然容易光火：“这帮臭律师！”他说，一缕缕香烟不停地从鼻孔里向外冒，“去年我们为产品责任保险付了300万美元呢！要不是这些饿狼似的律师，我们就不会把钱大把大把朝水里丢！” 　　肯斥道：“你有完没有？” 　　“对不起。” 　　“周末去行不行？”隆尼急切地问道，“从星期五下午一直到星期天晚上，我都有空。” 　　“我们想到一块儿啦。咱们这样办。我们在星期六上午派一架专机来，把你和你太太接到夏洛特参观总公司，见见我们的上司。他们大多数人在周六反正都是上班工作的。这个周末你看行吗？” 　　“行。” 　　“敲定啦！飞机我来安排。” 　　“你肯定这不会和审案的时间发生冲突？” 　　“绝对不会！” 　　案子的审理一直按照预定的时间表一步不差地顺利进行，但星期三上午却遇到了意外的障碍。被告提出了一项申请，要求禁止来自蒙特利尔的肺癌统计专家希罗·基尔文出庭作证，从而引起了一场小小的冲突。温德尔·罗尔和他率领的原告律师团，对被告的战术极为愤慨。到目前为止，他们一直在设法阻止原告方面的证人出庭。在过去的4年中，他们极尽拖延之能事，对什么都要阻止一番，现在又故伎重演了。罗尔坚持要求哈金法官对凯布尔及其委托人进行惩罚。于是，在惩罚的问题上又爆发出一场激烈的辩论，双方都要求法官给对方处以罚款，而这位在听到这项申请之初就勃然大怒的法官，则是对哪一方的要求都充耳不闻。就像大多数案情重大的民事诉讼一样，在罚款这一问题上消耗的时间，往往和案件审理本身相差无几。 　　罗尔在空着的陪审席前面直着嗓子跺着脚，大叫大嚷道，被告提出的这一申请已经是烟草公司为了排斥证人提出的第71个申请。 　　“瞧瞧，71个啦！”他吼道，“他们这些申请，有的是为了把吸烟引起其他疾病的证据排除在外，有的是不让人们听到流行病学研究和统计理论的证词，有的则是——” 　　“他们的申请书我全看过了，罗尔先生。”法官看他还要数下去，连忙打断他的话。 　　可罗尔却是得理不让人：“而且，法官大人，除了这71个——瞧瞧，71个呀！——排斥证人的申请，他们还提出过整整18项要求延期审理的申请哪。” 　　“这个嘛。我也是很清楚的。罗尔先生。你往下说吧” 　　罗尔走回到他那凌乱的桌子边，从助手手上接过一份厚厚的文件：“而且，被告每提出一次申请，都毫无例外地要给我们一份这种该死的东西，”他把文件朝桌上一掷，高声叫道，“我们哪有时间读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光准备开庭，我们都还忙不过来呢！而被告却有许许多多按小时收费的律师。就在我此刻在这里讲话的当儿，他们或许正在忙着起草另一份轻率的申请呐！那份申请书，毫无疑问，会有足足6磅重，准保要浪费我们更多的时间！” 　　“别离题太远啦，罗尔先生。” 　　罗尔只当没有听见：“我们没有时间读这些东西，只好用秤来称称它们的重量。咱们的回答相当简短，大意如下：‘请允许我们以此备忘录作为对被告就其最近提出的毫无意义的申请所作书面陈述的回答，该陈述重达四又二分之一磅，虽然过长，却也符合其一贯风格。” 　　由于陪审员们并不在场，所有的演员早已把微笑、风度和令人愉快的言谈举止忘得一干二净，他们的脸上只有紧张的神情。甚至法庭书记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也显得烦躁不安。 　　罗尔的脾气早已臭名远扬，如今他更是暴跳如雷。他早就学会如何发挥这一特长，来使自己得益。他那位临时的朋友兼永恒的对手凯布尔先生，虽然板着面孔，但嘴巴自然不会闭紧。他们就这样用一场毫无节制的争吵，款待法庭上的听众。 　　9点15分，法官大人令人叫露·戴尔通知陪审团，有关申请的辩论即将结束，过几分钟就要开庭。有望在10点以前。这是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生的第一次延误，陪审员们虽然要在休息室里干等，但也觉得情有可原。他们三个一堆，四个一群，在休息室里继续谈天说地。男人们聚在房间的一头，女士们则坐在另一端。几根烟枪不停地进进出出。只有霍尔曼·格里姆斯坐在桌子头上他那个老地方，用一个指头在一架手提盲人计算机上打字。昨儿晚上，他一直工作到凌晨，在盲人计算机上费劲地阅读布朗斯基图表的文字描述，而且已让陪审员们人人皆晓，个个皆知。 　　在休息室的一个角落上，隆尼·谢弗用了张拆叠倚，搭起了一个临时办公室，也安上了一台手提计算机。他分析着仓库里的存货，研究着报表，核对着种种细项，因为无人前来打扰，而感到称心如意。他其实倒不是一个不合群的人。只是实在太忙而已。 　　佛兰克·赫雷拉坐在离霍尔曼不远的地方，读着《华尔街日报》，偶尔与坐在对面正盯着电视屏幕观看大学周六联赛的杰里·费尔南德斯聊上两句。在陪审团的男子汉们当中，唯一一个喜欢和女士们有滋有味聊天的是尼可拉斯·伊斯特尔，此刻他正和洛伦·杜克悄悄地讨论本案的案情。洛伦是个又高又大和蔼可亲的黑人妇女，在基斯勒空军基地当秘书。她是1号陪审员，座位就在尼可拉斯的旁边，在庭审过程中，两个人总是交头接耳，叽叽咕咕。即使影响别人他们也不在乎。 　　她今年35岁，没有丈夫，但是有两个孩子，因而空军基地的那份报酬优厚而又轻松的美差，她是一丁点儿也不敢懈怠。然而，她也曾向尼可拉斯承认，即使她一年不上班，谁也不会来找她麻烦。尼可拉斯给她讲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故事，告诉她在以前审理的案子中烟草公司是如何玩弄五花八门的鬼把戏，并且向她承认自己在念法学院的两年当中，曾经仔仔细细地研究过香烟引发的案件，他之所以退学是由于经济的原因。他们俩压低嗓门。悄声细语，谨防霍尔曼听见。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10点整，尼可拉斯走到门口，责问正在埋头阅读平装本的露·戴尔。可是，法官何时会请陪审团出庭，她也一无所知，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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