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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这是一个临时的家,模样就像人们住上一两个月然后在半夜里偷偷溜走的那种地方。而事实上,尼可拉斯心里也正是这样想。他在这儿已经住了6个月,公寓房间的号码是他使用的正式地址,至少是他进行选民登记和领取密西西比州驾驶证时使用的地址。在离此4英里之外,他有一个比较漂亮的住所,但却不敢冒让人在那里看见的风险。

  所以他就这样在贫穷的环境中愉愉快快地生活,以一个既无财产又无负担的穷学生的面目出现。他几乎完全可以肯定,费奇手下的密探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撬门入室,但他也决不疏忽大意。房子虽然破旧,却经过刻意的安排,谁也别想找到任何能泄露主人真相的材料。

  他在8点钟填好了调查表,又最后校读了一遍。填写辛明诺一案中的调查表,他用的是普通的书写方法,与这一次完全不同。在练了几个月的印刷体之后,他完全可以肯定,这两份表是出于同一个人之手,这谁也不会发现。去年那场官司陪审员候选人多达300名,这一次也接近200名,有谁会想到他居然两次都是榜上有名呢?

  他从搁在厨房窗子上的一只枕头后面,向下面的停车场迅速望去,想检查一下是否有偷拍照片的摄影师,或者其他的不速之客。3周以前,他曾看见一个人缩着身子坐在一辆轻便货车的驾驶盘后面。

  今天没有密探。他锁好门,步出公寓。

  格洛莉亚·莱恩第二天带领她的人群时,效率比第一天要高得很多。她把剩下的148名陪审员候选人安排在法庭右边的座位上,每一排挤满了12个人,一共12排,余下的4位坐在过道上。让他们全坐在一边,对付起来更为方便。他们进门时,已将调查表交齐;迅速复印后,已分别发给原告和被告双方。到了10点钟,双方的陪审员咨询顾问己经关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对他们的回答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了。

  在过道的另一边,坐着那一帮风度优雅的金融界的小伙子、记者、好奇心重的人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旁听者。他们全都瞪大了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那群律师,而律师们则坐在那儿研究候选人的面孔。在此以前,费奇已不声不响地坐到前排靠近被告律师团的地方。在律师团的左右两侧,都有一条穿着入时的哈巴狗,随时等着接受他发出的最新指示。

  哈金法官星期二这一天肩负着重要使命。他花了不到1小时,便结束了由于非健康方面的困难而不宜担任陪审员这一程序,又有6人获准告退,候选人剩下了142名。

  最后,大人物登台亮相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温德尔·罗尔穿着他老穿的那一套花格子运动装,衬着一件白背心,打着红黄相间操式领结,停住脚步站了一会儿,随即走到围栏边向他的听众招呼。

  他把指关节矫得格格作响,然后张开双手,呲牙咧嘴地露出了阴沉的狞笑。

  “欢迎,”他像演戏一样夸张地说,仿佛即将发生的事,将使他们终生不忘。他作了自我介绍,并且对他率领的原告律师团成员作了一一介绍,然后便请原告塞莱丝蒂·伍德起立,他在将她推到陪审员候选人面前的过程中,一连两次使用了“寡妇”这个词。

  她是一位身材矮小的妇人,55岁,穿着普通的黑色连衣裙,黑色长袜和一双黑皮鞋,只可惜栏杆以下的部位人们无法看见。她的脸上恰如其分地挂着一丝悲哀的微笑,仿佛她还未能摆脱失去丈夫的痛苦,尽管他已经过世4年。实际上,她差点儿就要重新披上婚纱,只是在温德尔得知她要举行婚礼的消息后,在最后一分钟让她刹了车。

  你爱那个人倒没有关系,他当时向她解释道,可是你得悄悄地干。而且在官司打完以前,你决不能嫁人。引起人们的同情是至关重要的,你应该仍旧处于失去亲夫的痛苦之中嘛,他说。

  这场在最后一分钟夭折的婚礼,费奇当然是了解得一清二楚,但他也明白,很难有机会把这件事捅给陪审团。在对原告一方的人员一一作了正式介绍之后,罗尔概述了本案的案情。他的朗诵引起了被告律师团和法官的极大兴趣。他们似乎随时准备向他猛扑过去——假如他敢跨越事实和论点之间那道无形的界线。但他没有跨越,而只是让他们提心吊胆,饱受折磨听着,他又不厌其烦地请求未来的陪审员们做到真诚坦率,不抱成见,哪怕受到一丁点儿干扰,也应毫无畏惧地勇敢举起他们纤细的小手。假如他们,未来的陪审员们,不张开嘴巴,吐出心声,他们当律师的又怎么能研究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呢?

  “仅仅看着你们的面孔,我们肯定是无法研究的。”他说,而且再一次露出了满嘴的牙齿。这时,法庭里至少有8个人,正在拼命研究那些竖起的眉毛和吸起的嘴唇。

  罗尔拿起一本拍纸薄,看了一眼,又接着往下说道:“诸位,在你们当中,有些人以前曾经担任过民事诉讼陪审员,我请他们举起手来。”

  十几只手乖乖地举了起来。罗尔朝他的听众扫了一眼,目光落在离他最近的一个人身上,那是坐在前排的一位女士。

  “你是密尔伍德太太,对吗?”她脸一红点了点头。众人立刻转过头来,不是正面凝视着她,就是竭力想看清她。

  “你几年前曾经担任过民事陪审员,密尔伍德太太,我说的不错吧?”罗尔热情地问道。

  “不错。”她清了清嗓子,尽量大声地说。

  ‘那是什么性质的案子呢?”他问道,虽然他对那桩诉讼的一切都了如指掌:7年以前,就在这同一个法庭。审理案子的是另一位法官。原告得到的赔偿费是零。早在几周之前,就把那件案子的档案复制出来了,罗尔本人甚至还和原告的律师亲自交谈过,他们本来就是朋友。他一开始就挑中这位陪审员并且向她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不过是想借此热热身,轻轻投出一个球,以此来向陪审员们证明举起手来讨论问题,实在是不费吹灰之力,毫无痛苦。

  “车祸。”她说。

  “案子是在哪里审理的呢?”他真诚地问道。

  “就在这里。”

  “哦,是在这个法庭上?”他的声音很惊讶。可是被告的律师们全都明白,他是在演戏。

  “陪审团有没有对该案作出裁决呢?”

  “做了。”

  “那么,是什么样的裁决呢?”

  “我们一个子儿也没有给他。”

  “这个‘他’,你是指原告吧?”

  “是的。我们并不认为他真的受了什么伤。”

  “原来如此。那次担任陪审员,对你是一次愉快的经历吗?”

  她想了一下,然后答道:“我觉得还可以。不过,时间浪费得太多了。律师们老是为这为那地吵来吵去,这你是知道的”

  罗尔笑容满面:“是的,我们常常争争吵吵。那件案子对你担任本案陪审员作出裁决的能力不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吧?”

  “不会的。我认为不会。”

  “谢谢你,密尔伍德太太。”她的丈夫曾经担任过一家小小的县医院的会计,医院在出了一件医疗事故被人逮住后被迫关了门。因而她有足够的理由,对于给原告巨额赔款的裁决怀有严重的抵触情绪。那位负责最终挑选陪审员的原告律师乔纳森·柯特腊克,早就把她的大名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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