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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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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实际上是跑着离开我的办公室的，他会径直去打电话，告诉上司公司的一名干将又回到工作岗位上来了。 我锁上门，关上灯，然后花了一个小时痛苦地把桌子上的文件和便条纸看了一遍。一件事也没有做成，但至少我算是挨到了钟点。 当我实在忍不下去时，我把那些便条塞进衣袋里，走出办公室。我溜出去时，没有人看见我。 我在马萨诸塞大街的一个减价商店停了下来，在那里痛痛快快地狂买一番，什么糖果啦，儿童玩具啦，什么香皂、男士化妆品啦，各种型号的童袜、运动裤啦，还有一大包棉纸尿布，等等。一下子花了二百多美元，但我心里却无比愉快。 我要让他们都能有一个温暖的地方，为此我不惜任何花费，即使是先住在汽车旅馆，住一个月也没问题，他们很快就可以成为我服务的对象，我即将为他们大声疾呼，为他们打官司，直到他们有一个适当的住处，为了帮他们呼吁我简直是急不可待了。 我把汽车停在教堂的对面，这一次到这儿来我的恐惧心理已经轻得多了，但仍心怀不安。我很明智地把我从商店里买来的东西放在了汽车里。如果我就像圣诞老人那样突然出现，会引起混乱。我的意图是把那一家人带出来，把他们送到一家汽车旅馆，为他们办好住宿的手续，确保让他们洗了澡，换上干净衣服，经过消毒，然后带他们去吃饭，直到吃饱为止，再看他们是否要进行一下医疗检查。还有可能让他们都穿上鞋子、暖和的衣服，然后再吃点什么。我不在乎这将会花多少钱，用多长时问。 我也不在乎人们是否在想又有一个白人在为自己赎罪。 多利小姐看到我很高兴，她向我问候了一声就指着需要去皮的一堆蔬菜。不过，我还是巡视一下看奥塔里欧和他的家人是否还在，但我没有看见他们，他们已不在原来的地方了。我把地下室都找遍了，里面还有几十个流浪汉。他们不在高坛，也不在楼厅。 我一边削土豆皮一边和多利聊天。她也记得这一家人，但当她九点钟来到这里时，他们就已离开了。 “他们能到哪儿去呢？”我很纳闷地问。 “亲爱的，这些人到处走。他们从一个供饭处又到另一处，也可能听说布莱伍德还有奶酪，或者又听说什么地方还发毯子。她甚至有可能在哪个快餐店打工而把孩子交给她姐姐照看，你根本没法知道。他们就是不会只呆在一个地方。” 我真怀疑奥塔里欧的妈妈是否会有工作，但我不会与多利小姐在厨房里争论这些事。 当吃午饭的队伍又排起来时，莫迪凯来了，他还没看见我，我就看见了他，当我们目光相遇时，他整个脸都绽出了笑容。 一个新来的志愿服务者担负起做三明治的任务，我和莫迪凯负责照顾这些人吃饭，从锅里舀汤然后倒进他们的碗里。这里也有艺术。汤多菜少，会让他们瞪你，菜多汤少，后面的人就只有汤没有菜了。莫迪凯多年前就学会了这门艺术，每一舀都是有菜有汤。我让人瞪了好几次之后才学乖了。莫迪凯每发一份饭都伴以热情的问候：哈啰，你好，你怎么样，很高兴又见到你，等等。他们有些人还以一笑，但也有些人连头也不抬一下。 快到正午时，门口就更挤了，徘起的队伍也更长了，也不知又从哪儿来了一些志愿服务者。厨房里一片愉快人们的嘈杂声和干活发出的各种声音。我还是在不断寻找奥塔里欧，圣诞老人在等候着，而这个小家伙却不见踪影。 我们一直等到排饭的队伍全部完了才每人吃了一碗饭，由于桌子是满的，所以我们就在厨房倚着水池把饭吃完。 “你还记得你昨天夜里换尿布的事吗？”我一边嚼着饭一边问道。 “你以为我能忘得了吗？” “我今天没有见到他们。” 他一边吃一边想，想了一会儿，说：“今天早晨我离开时他们还在这儿。” “那时是几点钟？” “六点钟，他们在那个角落睡得很香。” “他们能去哪儿呢？” “那可没准。” “那个小男孩告诉我他们睡在车里。” “你同他谈话啦？” “是的。” “那么你是想找到他，对不？” “是的。” “那可没指望。” 午饭过后，太阳露出云层，屋里开始活动起来。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餐桌旁拿一只苹果或是个橘子，然后就离开了地下室。 “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也是呆不住的。”他们看着这种情景，莫迪凯解释说。他们也有他们的规矩，有他们的习惯，有他们爱去的地方，有他们流浪汉的朋友，有他们的事要做。他们将回到他们的公园、小巷，去从雪中挖出被埋在里面的东西。 “现在外面有二十度，今夜得接近零度。”我说。 “他们还会回来，等到天黑这个地方就会拥挤起来。我们出去兜兜风吧。” 我们向多利小姐请了假，她答应让我们出去一会儿。 我的车和莫迪凯那辆用了很久的福特牌车停放在一起，他说，“你这样的车在这样的地方是长久不了的，你要想在这个区待上一段时间，你最好把它卖了，再换辆旧车。” 我可舍不得把这辆心爱的车卖掉，听了他的话我有些不高兴。 我们进了莫迪凯的福特车开出了停车场。刚进车不一会儿，我就意识到莫迪凯·格林是个开起车来叫人害怕的主儿，所以我赶紧系安全带。可是安全带竟是断了的，而他似乎不太在意。 我们在华盛顿西北平整的街道上行驶，经过一个个街区，一排排用木板围起来的联立房屋区，还有那些连救护车司机都不肯进入的住宅区，那里的路面情况十分差，也经过一些学校，学校也用网状金属护栏围起，还有一些因骚乱而留下累累伤痕的区域。他可真是个令人惊讶的导游。这里每一英寸土地都是他的势力范围，每一个角落他都能讲一段故事，每一条街他都可以说出它的历史。我们也路过一些其他的供饭处和避难所。他对那些地方的厨师以及教士都很熟悉。教堂的好与坏，是有清晰的分野的，那就是它们对无家可归的人是开放还是关闭。他提到哈佛大学的法学院，那是令他无限骄傲的地方，在那里他学习五年法律，而夜里他除了一份专职以外还干一份兼职的工作。他指着一个被烧毁的联立房屋说，那是个进行可卡因交易的地方，他的第三个儿子卡修斯就是在这房前的人行道上丧生的。 当我们接近他的办公室时，他问是否愿意在他的办公室停一会儿。他想要看看他的信件。我当然没有意见，我只是出来逛一逛，去哪儿都无所谓。 办公室里又冷又暗，空无一人，他打开灯开始谈话：“这屋里一共三个人，我，索菲亚·门多萨，还有亚伯拉罕·莱博。索菲亚是个社会工作者，但她对街头犯罪活动的法律知识比我和亚伯拉罕加起来都多。”我跟着他围着一张张上面堆满东西的桌子转来转去。“这个屋子曾有七个律师工作，拥挤不堪，你能相信吗？那时候我们能从联邦政府拿到钱来支付这些法律费用。现在从政府那里我们一个子儿也拿不到，这真得谢谢共和党们。那边还有三个办公室，我这边也有三个。”他一边说着一边指着，“还有不少空地方。” 他说的空地方是指人员缺少而言，实际上，你要是在屋里走动，不是碰翻了旧档案篮子，就是踢到一堆旧法律书上。 “这所房子是谁的？”我问道。 “是科恩基金会的。伦纳德·科恩是纽约一家大法律公司的创办人，他八十六岁时去世，如果活到现在他该有一百岁了，他的财产不计其数，他晚年时决定死后一分也不带走。所以他乐善好施，四处散财，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建立基金会资助那些为无家可归的人工作的律师，这个地方也是这样来的。基金会还办了三个律师事务所，这儿一个，纽约一个，纽瓦克一个。我是一九八三年受雇的，一九八四年做了这里的负责人。” “你们所有的资金来源都是来自一处吗？” “是的，实际上所有资金都来自一处。去年基金会给了我们十一万美元，而前年是十五万。所以我们减少了一名律师，而且现在是逐年减少，基金会经营不善，现在是在蚕食母金，我怀疑我五年后是否还能在这儿，也许用不了五年，也就是三年。” “你们可不可以搞募捐呢？” “噢，那当然，去年我们募捐了九千美元，但太费时问。我们可以当律师，也可以募捐，索菲亚人缘不好，亚伯拉罕是从纽约来的，他性情粗暴一些，就剩下我和我的人格魅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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