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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这衣服那么鼓胀原来是有原因的。在衣服里面，围腰系着一排红色的短棒，我虽没经过这方面的训练，但一眼也能看得出那是炸药。导火索就像彩色的意大利面条一样从短棒的两端伸出来，这些东西都用银色的导管胶带捆在一起。 　　我的第一个本能反应是逃跑，飞扑到门边，如果幸运的话，他第一枪没有击中我，而我已打开锁，而第二枪再没有击中的话，我已扑倒在厅廊里了。但是我的双腿在发抖，血液好像也凝固了。我可以听见这八个靠墙站着的人的喘气声和轻轻的哀叹声。这使得那个人有些不安，他就像一个耐心的教授对他的学生说话那样：“请静一下。”他这种平静的声音使我紧张不安。他又把腰间的导火索调整了一下，接着从大裤子的口袋里掏出一扎干净的尼龙绳和一把弹簧折刀。 　　他还是在我们这些面如土色的人面前把枪晃来晃去，说道：“我并不想伤害任何人。” 　　这话听起来倒不错，可是谁敢相信呢？我数了一下雷管，一共十二支，我敢说，这足可以让我们一眨眼工夫就毫无痛苦地死去。 　　这时，枪口又回到我的面前，“你，”他说道，“把他们绑起来。” 　　拉夫特已经受够了。他向前移动一小步，说道：“喂，伙计，你到底要什么？” 　　第三颗子弹又从他头上射过，打进天花板里，这倒不会伤着人，但声音很响，像大炮一样。这时可以听见门厅里戴维尔太太或其他女人的尖叫声。拉夫特吓得猛地蹲下，当他想站起来时，乌姆斯特德有力的臂肘抵住他的胸膛，又帮助他靠墙站好。 　　“闭嘴。”乌姆斯特德咬着牙说。 　　“不许叫我伙计。”那个人说。立刻，“伙计”这个称呼谁也不敢再用了。 　　“那你让我们怎么称呼呢？”我问道，我已感到我很可能成了这伙人质的头儿。我说话时语调温和，样子十分顺从，他听起来十分受用。 　　“叫先生。”他说，当然，先生这个称呼对于我们屋里的几个人来说都是再好不过了。 　　电话铃响了。我当时立刻想到他可能会开枪把电话机打碎。不过他没这么干，而是要我把电话机拿给他，我把电话机摆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用左手拿起话筒，右手仍握着枪，枪口仍对着拉夫特。 　　如果我们九个人进行投票选举谁该死，拉夫特肯定是第一个牺牲品。八对一。 　　“喂。”那位先生接起电话，听了一会儿，然后就挂上了，他慢慢地退回到桌子一头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拿着绳子。”他对我说。 　　他要我们八个人用绳子捆住手腕连在一起。我截短绳子打好结，我尽量不去看我这些同事的表情，因为我正在把他们与死亡联结在一起。我感觉到手枪依然抵着我的后背。我做出狠狠地捆紧的样子，而实际上尽量放得很松，拉夫特还低声地咕哝着什么，我真想给他一巴掌。乌姆斯特德手腕子可以活动，而且当我捆完他的时候，绳索几乎都要脱落下来。马拉穆德流着汗，呼吸也很急促。他的年纪最大，是唯一的股东，两年前心脏病第一次发作。 　　我禁不住看了一眼巴利·纳佐，他是我在律师界的唯一朋友。我们同岁，都是三十二，也是同一年加入这家公司的。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过书，我是在耶鲁大学学的法律。我们两人的妻子都是普罗维登斯人。他的婚姻颇富成果——四年间生了三个孩子，而我与妻子则长期不睦，现在已面临危机。 　　我们目光相遇，我们俩都想到了他的几个孩子。这时我真感到没有孩子的幸运。 　　有一辆警车驶了过来，那位先生指示我把五个窗子的百叶窗全都关起来，我慢吞吞地做着这件工作，扫视一下下面的停车场，看是否有人能看见我，以求获救。只有一辆警车停在那里，车灯亮着，里面却没有一个人。警察已经进了大楼。 　　而我们就在这幢大楼里，九个白人青年和那位先生。 　　按最新的统计，德雷克和斯威尼律师事务中心共有几百名律师为它工作，人员遍及全世界，而其中一半人集中在哥伦比亚特区，就集中在这位先生威胁之下的这幢大楼里。他要我打电话给“老板”，并告诉他说他是有武器的，而且有十二管炸药。我打电话给我们反托拉斯部门的负责人鲁道夫，并转达了这个口信。 　　“迈克，你还好吗？”他问我，我们用的是那位先生的扬声电话，音量开到最高的程度。 　　“很好，”我说，“请按他的要求来办。” 　　“他有什么要求呢？” 　　“我现在还不知道。” 　　那位先生把枪一挥，谈话就中止了。 　　按照他用手枪的指点，我选定了一个站立的位置，挨着会议桌，离他有几英尺远。这位先生有一个十分令人难以忍受的习惯，他总是心不在焉地摆弄捆在腰间的导火线。 　　他低下头看了看，用手轻轻拉了拉一根红色导线，“这根红导线，我只要一拉，你们一下子就全完了。”他说完这话时，隔着太阳镜望着我。我这时感到不得不说话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我问道，急于想和他进行对话。 　　“我并不想这么干，可为什么不这么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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