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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他长得又瘦又小，年届花甲，浅黄的头发蓬乱茂密，一双手时刻动个不停。他穿着褪色的牛仔裤，看上去很不顺眼的长袖运动衫和一双旧的运动鞋。天气寒冷时，他有时会穿上短袜。他的情绪那么亢奋，令我紧张不安。 　　他啪的一声，用力搁下话筒。“贝克！” 　　“贝勒。鲁迪·贝勒。保险课。上学期。” 　　“对！对！我记得的。坐。”他朝那张椅子再次挥了挥手。 　　“谢谢。不必了。” 　　他忙乱地收拾着桌上的一堆文件。“那么，贝勒，你有什么事？”马克斯一贯乐意花时间听别人讲话，因而很受学生喜爱。 　　“这个，嗯，你有空吗？”通常情况下，我应该用更为正式的口吻，尊称他一声“先生”，或者说一点诸如此类的客气话。但马克斯讨厌客套，坚持要我们用名字称呼他。 　　“是的，我有空。你有什么问题？” 　　“嗯，我这学期在听斯穆特教授一门课，”我解释道。接着，我就迅速而又简洁地谈了去老年大楼午餐的情况，向他介绍了多特和巴迪以及他们与大利公司的纠葛。他凝神静气，听进了我说的每一个字。 　　“你听说过大利公司吗？”我问。 　　“听说过。那是一家很大的公司，专门向农村里的白人和黑人出售廉价保险。非常臭。” 　　“我以前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它。” 　　“你是不会听到的。他们不做广告。他们的经纪人挨家挨户敲门，收取每周的保险费。我们现在谈论的是这一行当里最肮脏的一个角落。把保单给我瞧瞧。” 　　我把保单递了过去。他一页页地翻着。“他们拒赔的理由是什么？”他问，眼睛没有看我。 　　“什么理由都有。先是说根据原则，接着说白血病不属于保险范围，后来说白血病是一种先存情况，最后又说那个小伙子已经成年，因而不能保在他父母名下。他们真是很有创造性呢。” 　　“保险费都交过了吗？” 　　“布莱克太太说都交过了。” 　　“这些混蛋！”他又翻了几页，一边刻毒地笑着。他喜欢这个案子。“全部文件你都看过了？” 　　“是的。委托人给我的文件，我全看过了。” 　　他把保单向桌上一丢。“确实值得抓，”他说。“但是你要记住：委托人很少会把什么都端给你的。”我把那封“愚蠢之至”的信给了他。看信的当儿，他的脸上又一次露出了狞笑。他又看了一遍，然后对我说：“无法置信！” 　　“我原先也这么想。”我说，口气就像自己是一位老练的保险业监督。 　　“其他材料在哪儿？”他问。 　　我把一叠文件放在他桌上。“布莱克太太给我的材料，全在这儿了。她说他们付不起医疗费，她的儿子快要死了。说他现在只有110磅重，活不长了。” 　　他一直动个不停的双手这时突然安静下来。“混蛋，”他几乎自言自语地又骂了一声。“卑鄙透顶的混蛋！” 　　我当然完全同意他的评价，但却没作声。我发现在房间角落上还有一双运动鞋，一双很旧的耐克运动鞋。他在上课时曾经对我们说过，他从前穿康佛斯牌的运动鞋，但现在他却由于自己一贯的原则，正对这家公司进行抵制。他正和实行公司制的美国，打一场小小的私人战争：只要哪家公司让他哪怕是稍微生了点儿气，他就决不再买哪家的产品。他不肯为自己的生命、健康或财产保险，但听说他家十分富有，他可以承受由于不肯买保险而产生的风险。另一方面，我却由于明显不同的原因，生活在不买保险的人中问。 　　给我上课的教授，大都是古板的学究，打着领带进教室，钮着上装讲课。马克斯几十年都没有打过一次领带，而且他根本不是讲课，而是表演。我真不愿他离开法学院。 　　他的双手又恢复了活动。“我想今天晚上把材料研究一下。”他说道，眼睛并没有望着我。 　　“没有问题。我明儿早上来，行吗？” 　　“行。什么时候都行。” 　　他的电话响了，他一把抓起听筒。我微笑着退出了房间，心上一块石头落了地。明儿上午我来见他，听取他的意见，然后给布莱克打一封两页纸的信，把他给我的建议一字不落地复述一遍。 　　现在我要是能找个聪明人，帮我研究一下包娣小姐的事，那就太棒啦。我心里有几个候选人，几位讲授税务的教授，也许我明天可以找他们试试。我下了楼，走进图书馆隔壁的学生休息室。整座大楼里只有这儿可以吸烟，因而电灯下面永远有蓝色的烟雾缭绕。这儿有一台电视机，以及各种各样破旧的沙发和座椅。墙上挂着班级的集体照，镜框里那一张张表情专注的面孔的主人，早就被送进堑壕，在法律的战场上冲锋陷阵。在休息室空无一人时，我常常定睛望着我的这些学长，心里思忖着：他们中间有多少人已被取消了律师资格？有多少人但愿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个地方？又有几个会真的以起诉别人或为别人辩护为乐？有一面墙专门用于张贴通知、海报和招聘启事，上面花样之多，令人惊讶。这堵墙的后面，是一排出售软饮料和食品的自动售货机。我在这儿吃过许多次饭，因为机器出售的食品价格便宜。 　　我看见那位可敬的F．富兰克林·唐诺尔森四世正蜷缩在一边和3位哥儿们交头接耳叽叽咕咕。他们都为《法律评论》写稿，对我们这些不投稿的人总是侧目而视。他也看到了我，而且似乎对我的什么事颇感兴趣。我从他身边走过时，他不同寻常地微微一笑。平时，他可总是板着面孔，紧蹙双眉的。 　　“喂，鲁迪，听说你要去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事务所，是不是？”他大声问着。这时电视机关着。他的哥儿们都直瞪瞪地瞧着我。坐在一张沙发上的两位女学生竖起了耳朵，朝我的方向望着。 　　“是呀。那又怎么样？”我问。他要去工作的那家事务所，久负盛名，有钱有势，比布罗德纳克斯和斯皮尔不知要强多少。此刻和他呆在一起的几位小兄弟当中，W．哈珀·惠特森是个傲慢无知蛮横无礼的小家伙；谢天谢地，他将离开孟菲斯，去达拉斯一家大事务所上班。另一位叫J．汤森·格罗斯，他也在一家大事务所找到了工作。还有一位是詹姆斯·斯特雷耶毕克。此人有时对人倒颇为友好，可是在法学院吃了3年苦头，却没有能像富兰克林那样，在名字前面加个字母，在姓后面加个数字来提高自己的身份。由于他的姓名这么短，在大事务所当一名律师的希望目前正处于危险之中。我怀疑他能否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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