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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萨拉放下电话，把录音带倒回，抹去刚才的录音，她让磁带继续走了几秒钟，后面残留的是一段以前的录音。 　　听见上面那非常熟悉、吞吞吐吐的声音，她顿时一惊，脸上的肌肉不禁抽搐了一下。那是丹特以前给她的留言，要她给他回电话，说他很想念她，希望很快能见到她。她感到胃里难受，热辣辣的威士忌从胃里翻到嘴里。她猛地用拳头砸向停止键，险些把电话机砸碎。她用颤抖的手指按下倒带键，把他的录音又听了一遍，只觉得心如刀铰，内疚不已。她抹去了他的这段录音，也抹去了她心头的疑虑。 　　她从衣帽架上取下上衣和棒球帽，然后走过去准备关收音机。一段熟悉的歌声飘进她的耳朵。正在播放的是英克斯摇滚乐队演奏的“自杀的金发女郎”。她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在空空的房间里回荡。她关掉收音机，随即出了门。 　　在几百码开外的地方，克里斯蒂娜走出公用电话亭，匆匆沿大街走去。她穿行于国王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没有任何人特别注意到她。如果有人看她，那也只是一看而已。他们能记住的不多：一个身材健美的金发女郎，或许睑蛋也很漂亮。但也很难说，闲为她头上戴了顶棒球帽，帽檐压得很低，挡住了她的脸。她并没有招摇过市的样子。她不是漫无目的地向前走，也没有躲躲藏藏。她看着前方，目不斜视，没有想招惹别人的爱慕目光。不引人注目，不给人留下记忆，不受任何妨碍，她所喜欢的正是这样。她转过拐角，朝那辆白色小货车走去。 　　那车停在切尔西格林路对面的一条小街上，离她的住处步行大约10分钟。那是辆管道工使用的福特货车，车上积了厚厚一层灰，就差有人在上面用手指写“替我清洗一下吧。”除了玻璃是有颜色的，其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是一种普通白色福特货车，每天街上都比比皆是。 　　这是丹尼尔·科尔达6个月之前奉命偷来的。他在上面重新喷了一道漆，把车牌也换了，车牌号码跟别人登记的另一辆车的号码完全一样，所以它成了一辆合法的货车。他把它卖给了克里斯蒂娜，还把它称之为临时备用车。 　　克里斯蒂娜这半年一次也没有沾它的边，只是看看它是否还在那里。她留着它就是为了派这样的用场。她把钥匙放进锁孔里转了一下，拉开车门，钻进车里。她把随身带的背包锁进放手套的工具箱里。她的一只塑料包里放的是一条牛仔裤、一件黑色T恤衫，还有一双跟她现在脚上穿的一模一样的运动鞋。她把塑料包放在客座上，系上安全带，很快做了个祈祷，然后转动点火器上的钥匙。车子一下就发动了。她看了看反光镜——她可不想把车撞坏——然后小心翼翼地把车开动起来。 　　她驱车穿过切尔西区，进入车辆较少的伯爵府第大街，向左拐上树影婆娑的克伦威尔大街，然后进入4号高速公路。她经过希思罗机场的时候，机场上空有不少大型客机在飞。20分钟后，工厂和大商店都被远远抛在了后面，眼前已是一派乡村景色：种着树篱的田野和农舍。她默默地驾着车，脑子里除了想着前方的道路，其他什么也没想。 　　她在第14号交叉路口驶下高速公路，开上蜿蜒狭窄的乡间道路。上兰本的丘陵展现在她的眼前。退休的良种马在原野上自由漫步，骑着矮种马的孩子在曲折的乡间小道上缓缓而行。田野上晾晒的干草散发出阵阵清香。这是今年第二次从这片沃土上割下来的草。 　　她拐上一条没有标牌的岔路。小货车在高低不平的小路上颠簸起来，路上的石子被车轮带得四下飞溅。5分钟之后，她把车开上一条森林委员会使用的灰尘很大、没有多少车走的小路。 　　她把车缓缓开上一片长着针叶树的起伏不平的地方。栖息在树上的鸽子被货车惊动，扑打着翅膀朝天上飞。 　　她从工具箱里拿出背包，打开车门，踏上铺满松针的松软地面。她先环顾四周，然后静静地站了几分钟，侧耳细听。这里只有她一个人。那些惊飞的鸽子先后回到刚才栖息的树上，它们的叽叽喳喳声渐渐变成断断续续的咕咕声。她觉得很满意，于是锁上车门，穿过小树林朝前走。 　　她钻出那片小针叶树林，在崎岖不平的地上大步行走，简直如履平地。看着她渐渐远去的只有那些鸽子。它们大概以为她是个晚间短途旅行者。 　　透过松树的落日余晖给这个世界抹上了金红色，也照到在这片迷宫中时隐时现的克里斯蒂娜脸上。她越走林木越密，她几乎被隐匿起来了。半小时后，她觉得自己似乎已成了隐身人。 　　到了密林深处，光线暗淡下来。她看了看表。不到一个钟头天就会全黑，她加快步伐，时间不多了。光线越来越暗，她终于来到树林的边缘。 　　林木逐渐稀疏，眼前出现一个小山谷。它的中心在大约一英里开外，那里有一幢大石头房子。唯一能说明里面有人的迹象，是停放在房前环形车道顶端的两辆梅塞德斯。其中一辆是黑色轿车，另一辆是红色折叠篷车。 　　克里斯蒂娜暗自一笑，朝山坡下那幢房子走去。 　　卡尔·海因茨·凯斯勒此刻正坐在他这座乡间别墅的书房里数钱。他的面前堆放着一叠叠封在塑料袋里的钞票，每叠1万英镑。他数出50叠，放在桌子上。他仿佛是在进行一项令人厌倦、但又不得不干的工作，不过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他内心的烦躁。坐在这里像银行柜员似地数钱，等候卡塔尼亚派的人来，真不是滋味。 　　卡塔尼亚的指示非常明确：除了他之外，不能让第二个人看见他派来的人。他的夫人还在法兰克福，想在她的娘家多住几天，所以她就不成其为问题了。他放工作人员一个晚上假，让他们到兰本去吃一顿，把钱记在他的帐上，其目的就是把他们从这幢房子支开。干这种事很令人讨厌，可是在这种时候又非如此不可。卡塔尼亚说，有个朋友“已经帮助他们”处理了萨拉·詹森的问题，需要支付一笔款项以表酬谢：先支付一百万英镑。他问凯斯勒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其余的款项，他卡塔尼亚将在罗马解决。凯斯勒支付一部分也是公平合理的，不是吗？ 　　凯斯勒表示同意，但条件是马修·阿诺特也必须支付一部分。他转向站在他身后看着他数钱而惴惴不安的阿诺特。 　　“现在该你了。” 　　阿诺特拿起放在脚边的一只公文皮箱，把它放在凯斯勒前面的办公桌上。凯斯勒微笑着将它打开。里面是满满一箱钞票，每叠1万英镑，都是用纸带捆好的。凯斯勒开始点数。他数出50叠之后，关上公文皮箱，把它送回阿诺特手中。 　　“别那么哭丧着脸。无论怎么说，你都赚了。” 　　“什么叫哭丧着脸？我应该是个什么样子？”阿诺特问道，“你坐在那里，以为万事大吉了。才不是呢。真他妈令人提心吊胆的。你怎么会以为我们会平安无事了呢？警察来找过我5次，每次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 　　凯斯勒从椅子上转过身，眼睛死死地盯住阿诺特。阿诺特的手在空中一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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