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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我得赶快找一个电话。”我喃喃着收拾起东西重新爬上了钢缆——刺骨的寒风在欢迎我…… 　　向下。向下。向下，我小心翼翼地朝下滑着，接近路面时桥上的汽车队正走走停停，我最后猛地一跳落在地上，双脚因猛一着地的冲力而发麻。我从地上蹦起来拎起小包朝桥下跑去，一直跑到一部电话跟前。如果生存不属于急救项目的话，还有什么可属于的呢？ 　　411。问询处。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得到了这个非同寻常的号码，心在剧烈地跳，脑子在思索从简单的现实中悟出的深奥的道理。手指虽已冻僵却急不可耐地艰难地拨着电话。投进去的是10分钢镚儿，收获的将是好运。 　　“哈啰？失业者社会保障制度办事处？我是替一位朋友的家庭打电话，这个朋友刚刚得了精神分裂症。不，不。朋友。对。好人，只是比同性恋者还不正常——你知道我的意思。哈哈。你能不能告诉我领取丧失劳动能力者补助金的条件是什么？” 　　这样的条件，我笑了。我双臂交叉，在曼哈顿下城的街上高兴地跳起了华尔兹。我的朋友——各个系统都崩溃了的那个人——在做眼花缭乱的色彩检测时将通不过卫生检查。简单地说——为了使同一位明显地遇到麻烦的朋友能够拿到补助金——要想合乎领取补助金的条件，他必须得到医生的证明，证明他不能在一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参加工作。哈哈。如果说我十分了解他的话，我相信他情愿要“更长的时间”。现在既然我们的朋友知道了这“保险的身体状况规定”，剩下该做的就是把自己困居在古伯斯威尔精神病治疗所里。纯手续问题。小事一桩。只需看他一眼——你根本不需要列举病症——他们便会跪下求他接受补助金支票。关于神经官能症和丰富想象力的接近之处，弗洛伊德是怎么说的？我是个了不起的演员。我一生中只有这一次一切都符合条件。 　　社会保障制度，我疑惑地摇了摇头。它不同于社会福利制度。多年来我一直在向金灿灿的国库里扔钱。今天我只想借用一点我的钱直到情况好转。多少年？好吧，十年。离着跟伯尼大叔共进午餐还有整整三个小时，不过我们干吗要在时间这种小事情上争来争去？总而言之，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有道德修养？其它国家都有十分慷慨的帮助困境中的艺术家的项目，而我国与他们唯一的不同在于我们的政府是在未意识到它的慈善意义的基础上“扶持艺术”的。 　　天完全亮了，在这个五彩斑斓与充满欢乐的早晨我忽然意识到现在——就是此时此刻——我正站在自己生命的转折点。金融统计指标直线上升，我个人的情况十分乐观。须臾间我已经历了自身的彻底的复苏。我将不再被迫过着数钢镚儿的屈尊生活。也不再因为经济拮据而住下等旅馆，忍饥挨饿，靠领取乐善好施的救济过日子。再见啦，意大利通心粉。欢迎你，肉馅饼。每一个孩子都将有一辆新的十挡变速自行车。维维卡将重新陶醉于消费艺术。至于我自己，我只会往后一靠——在阳光明媚的尼斯或者凯尼斯什么地方——观赏孩子逐浪嬉戏。我将变得像画中晒黑的人一样一个劲地往身上拍果汁型防晒霜。我的牙将全部补好，内裤将缝得结结实实，心脏病和癌症将被彻底治愈。我将过上国王般的日子，只喝最优良的酒，饭前嘬一口开胃酒，身穿手工缝制的麻料套装。一切都是这么美好，只需让伯尼预支部分钱使我维持下去，直到那些支票潮水般涌来，不需要太多钱便可在酬金滚滚而来之前帮我渡过难关。噗嗤！我吹着口哨，跳起来磕着脚后跟，感觉自己登上了世界之巅。这一次我将重新焕发朝气，以新的面貌回到古伯斯威尔。我的好运如此厚重，说不定索斯基一家将打开一罐满是肉毒的豌豆罐头呢。留给他们自己享用周末美餐吧。这个世界上存在着非特定性的奇妙的可能性，当然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12 　　怀着极大的希望和衰弱的心脏（又有了一本获奖的考夫曼书名），我走进了伯纳德·杰·考夫曼及合伙人联合公司。真够帅的。我赞叹外间办公室过多的装点和奢华的装饰以及那做作的布置。这里贴满了招贴画，有未被虫蛀的牙齿，有得了古怪头疼病时痛苦抱头的各个阶段，有瞅着狗食罐头笑的狗。淡蓝色墙上花哨地写着伯尼的名字，有两英寸大小。我吹了一声口哨。地上铺着雪白的地毯，这地毯一定用了800张卷毛狗的皮。 　　伯纳德·杰·考夫曼及合伙人联合公司。设计得多棒！不错，我的确设想过他的办公室会是这样的舒适，不过没想到是这个样子。这外间办公室像个贵宾接待室，可以当作法老院里的公共厕所。我实在太惊讶了。看着那宽大的皮沙发心想昨天夜里我真应当睡在这上面。多么豪华，我边想边掸一掸屁股上的土慢慢坐下去，一下子陷进了厚厚的泡沫塑料中，整个人埋进了深棕色阔绰的皮沙发垫里。嘿嘿，闻闻吧。倘若我有一个外间办公室，我就决不走进里间办公室去，更不会去工作。我自己心中想着，屁股在沙发里上下颠动着，以证明这是真的——当今社会人们不必过于谨小慎微。 　　“先生，需要帮助吗？”一个人客气地问我，我敢说她是前台小姐，在捣乱分子逼得警察不得不采取严厉打击之前我常在59街观察这些人。 　　“是的……是的。”我不解地喃喃说，赶紧站起来，可眼睛却看着那个患古怪头疼病的男人。“考夫曼先生已经出去吃午饭了吗？”我问道。我的脑子开始盘算如何应付这次会见……我是否应该彻底认错并且跟他摊牌，双膝着地跪倒在考夫曼的办公桌前，内心充满懊悔地扑倒在白卷毛狗地毯上乞求他再给我一次机会？或许我应该做冷处理，采用麦迪逊大街手法①，向他解释《心脏与处女膜》的新包装是一个新概念，在对它的基本纲领作出否决之前应对它进行彻底的检验，应经过对社会各个不同阶层、阶级不同信仰的人进行市场检测？我是否应该对他献殷勤以取得他的信任？或者竭力纵容与姑息他的狂想与怪诞念头？我是否应该扮演无所不知铁石心肠但患黄疸满面倦容的作家，面对着这淡蓝色的墙壁与高级真皮沙发乱了阵脚？ 　　①指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搞蛊惑人心的宣传。 　　“先生？”伯尼的小娼妇把我从沉思中唤醒。“我是否——” 　　“只对他说皮特·米勒来了。哈哈。” 　　“还——” 　　“不。不！我不过是开个玩笑。是个只有我俩才懂的玩笑。换了个想法，请你告诉他——”我该不该给他我的真名？也许他正嫌我不肯推开那扇沉重的橡木门直接进去呢。勇敢一些。你会失去什么呢？什么？800块钱。一笔巨款呀。噢，主啊我究竟为什么要跟他的小说纠缠不清呢？这太残酷太狠毒，太不顾人情，太不合算了。我究竟是什么人，凭什么要投别人之所好—— 　　“我应该说是谁来了——？” 　　“说……说努德尔曼先生前来拜访。”我叹了口气坐回软软的沙发垫上，恨不得让软垫子把自己活埋了。 　　“……一位努德尔曼先生来了——” 　　“努德尔曼？对。正是我想见的那个人。马上让他进来。”我听见从传话器传出来的伯纳德·考夫曼及合伙人先生的声音。 　　“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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