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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


  “他累了。市长先生,中立国侨民的撤退问题怎么样了?昨天你跟德国人讨论这个问题没有?”

  “现在不是时候。他们是打着停火的旗子来要求我们投降的。德佐玛将军不肯接受这个信件,德国军官也不肯讨论任何别的问题。他们说要把我们变成一堆瓦砾!”市长的嗓音提高到广播时一样。“今天早晨他们在全城撒传单,也是这样威吓。可是他们讲的‘成群的飞机’和‘炮弹的风暴’在哪里呢?德国人已经把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抛在我们身上了。他们除了恐吓的话,没有什么别的可增加。这两个星期来,他们干尽一切坏事,我们却依然存在!请罗斯福总统只要说一句

  话,世界的文明还能在维斯杜拉河上看见一次历史性的胜利。”他的声音低下来,兴奋的神情从脸上消失。“我提到了中立国侨民的问题。他们的使者指出,很快就会有办法。”市长冷冷地看了斯鲁特一眼,微笑得胡子都弯了起来,又说:“我们并不期望你呆下来和我们共命运。”

  “你要明白,我们有十九个妇女在这里,”斯鲁特在这种微笑的压力下感到有必要进行辩解。

  “男人,女人,还不都一样?你们是中立国。”市长伸出手来。“请你把信发出。我最后还是必须把它广播出去。我愿意让你们伟大的总统有一段时间在私下考虑他的答复。”

  斯鲁特握紧他的手。“我们在这里的美国人敬佩华沙的坚强不屈;这一点我能够向你保证。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回去以后会讲给大家听。”

  市长看来是感动了。“是吗?你看,德国人不是超人。华沙已经把这一点教给全世界。有些德国人作为个人来讲是很好的人,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他们是猪猡。这是一个深刻的民族幼稚性和自卑感的问题;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他们有机器,有铁路,有工厂,但是我们不怕他们。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就是有继续跟他们战斗的机会。”

  “我一定会把这些话向我的政府转达。”

  “我们需要帮助。从这儿出去,我就去挖战壕。”市长演戏似的摊开长着茧子的手掌让他看,走了出去。斯鲁特在写字桌上写了几分钟,然后叫一个译码职员来。

  “拜伦,醒醒!”他摇摇拜伦的肩膀,手上都沾上了砖瓦灰。“醒醒,快起来。大事不好了。”拜伦翻过身来,睁开沉重的眼睛。“俄国人打来了。天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到这里,今天早晨他们侵入波兰了。去把娜塔丽叫来。”拜伦以有弹性的动作坐了起来,醒了。“俄国人?老天爷。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

  “有意思?拜伦,你瞧,华沙也许变成德国军队和俄国军队之间的无人地带。这个城市可能被炸为粉末!去找娜塔丽,对她说,叫她到这里来,呆在这里。在一个交战国的医院里工作,他妈的无论如何是个问题,而且现在——”斯鲁特走到门口,一只拳头里握着烟斗,心烦意乱地按在脑袋上。“真是乱七八糟,有那么多事要干。”

  拜伦打个哈欠,站了起来。“忙什么?俄国边境离这里有多远,二、三百公里?他们的军队说不定一个星期还到不了华沙。”

  斯鲁特笑了。他没有想到俄国军队需要好几天工夫才能前进这三百多公里,然而这是真的,而且十分明显。他拿出烟包,把烟斗慢腾腾地装进去,使自己冷静下来,然后说:“当然,可是问题是,这个新发展把一切事情都改变了。没有任何预告说俄国人或者德国人下一步会怎么办。今天也许华沙上空会有一场混战。德国人也许会决定通知给半个小时,让中立国侨民撤出去。”

  “好吧,我会想法子找到她,可是你知道娜塔丽的脾气。”

  “请告诉娜塔丽这不是我的口信,”斯鲁特一手握着门把,点着脑袋,用一种紧张粗暴的声调说。“而是美国政府的正式通知。我们不能再为在这房子四周墙壁以外的任何人的安全

  负责。如果我们突然在停火旗子之下收拾东西从这里出去——这是随时可能发生的——而她偏偏不在,我不能因此而耽搁五分钟。我们走了,她就成为留在华沙的唯一外国人。如果她异想天开,炸弹没有把她炸死,纳粹没有把她杀死,她就能写一本书了。对她这样讲,好不好?”他使劲把门关上。

  现在拜伦已经很熟悉去医院的路。他要穿过城里被德国人炮轰最厉害的部分。一路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成堆的乌焦的瓦砾;街上是炸成的大坑,破毁的下水管道,断了的电线,倒下的电话线杆,拔起的树,以及无数的碎玻璃、碎砖瓦、碎木片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孩子们在瓦砾堆上、在被毁的房子里游戏。妇女们在露天洗衣服,或者在太阳底下点起一堆小木片的小火做饭。干活的人在坍倒的房子里挖掘,清除街上纠缠的电线,把坑坑洼洼的路面铲平填平。几乎每一个人都显得愉快而一本正经;这是很了不起的事,尽管拜伦已经看惯了。他没有逢到丧礼或者其他死亡的迹象。孩子们在被毁的房子里又跳,又爬,又笑,好象发现战争是一件有趣的新鲜事儿,学校显然是停课了。这里那里有几个包着黑头巾的妇女低垂着头坐在椅子上或者石头上。有的露出乳房在喂婴儿。许多脸色呆板没表情的人在瓦砾堆里荡来荡去,张望着或者摸索着找东西。没有地方着火。这是种任意破坏。一条街也许毫无损坏,而下一条街刚毁了一半,好象一架飞机一下子把它带的炸弹同时抛了下来。在斜耸着的半毁的墙上,象舞台布景那样的房间悬在半空中,多种多样的糊壁纸或者油漆色彩斑驳地、凄惨地袒露了出来。拜伦看见一架毁坏了的钢琴从这么一间房间里半伸在空中。

  他从医院的门厅挤了进去。在这里,华沙的令人惊讶的欢乐气氛变成了一幅凄惨的可厌景象。受伤的人一堆堆、一群群地躺在大理石地板上,狼狈地等着包扎。男男女女,大多数衣服破烂,浑身肮脏,有的呻吟,有的哭喊,有的昏迷,有波兰人,也有犹太人,都是血迹斑斑,衣服破碎,没有包扎,有的脸撕破了,有的臂腿断了,偶尔也有肢体炸掉,留下血肉模糊一段,露出了可怕的白骨。儿童们另外躺在一间大接待室里,那里号哭和呼叫凄厉地响成一片,混杂着一些不调和的笑声。拜伦匆匆地走过敞着的门,走下盘旋的石梯,来到一处低矮的地下室,这里比上面暖和得多,但是烧得太多的煤油炉的刺鼻臭气比药剂的气味还要强烈。

  “他疯了吗?”娜塔丽嚷道。“我怎么能离开?我刚刚上班。瞧!”她伸出手臂挥了一转,指着周围的人们。那些紧排在一起的病床上躺着的妇女,有的呻吟,有的用波兰语哭喊;另一些妇女愁眉苦脸地坐在病床上或矮凳上,露出肥白的乳房棕色的乳头在喂婴儿;三个脸色苍白满头大汗的医生,在病床之间来来往往:几个手忙脚乱的护士,有的和她一样穿着肮脏的血污的白衣,头发用白布包住,有的穿着深灰的修女衣服。“这儿下面我们一共五个人,可是今天上午我们就收了八十二个妇女!这是现在华沙留下的唯一产科医院了。德国人昨晚上把圣凯瑟琳医院炸了。他们说,可怕得无法形容,怀孕的妇女在火堆里乱跑,新生的婴儿被烧死——”

  “问题是,娜塔丽,俄国人打过来了——”

  “我听见了!他们还在几百英里之外,是不是?去吧,勃拉尼,我得干活了。”

  一个弯着背、大鼻子、一把方型的红胡子、眼神蒙眬而可怜的医生,正好在旁边走过。他用德语问娜塔丽出了什么事情,她对他讲了。

  “去吧,一定得去。”他用疲劳的声音说。“别傻了,你一定得跟别的美国人一起走。如果大使馆来叫你,你必须服从。”

  “哼,大使馆!还没有人说我们要离开。如果他们要走,这个年轻人花不了五分钟就能到这里来叫我。”

  “不行,不行,你不能冒这个险。你不是波兰人,你不能以为你能拿生命来冒险。而且你是犹太人,你是犹太人。”医生把手伸到她头上,拉掉了那块白布。她的浓密、卷曲、深色的头发,松开了,垂下来。“你一定得回家。”

  娜塔丽的眼睛里泪珠夺眶而出,流到脸颊上。“那个生双

  胞胎的妇女还在出血,你看过她没有?还有那坏脚的婴儿——”她急急忙忙地朝附近一只病床做了个手势。

  “他们都在单子上。你现在马上回大使馆去。非常感谢你,你帮助了我们。祝你一路平安。”医生慢慢地走开了。她转向拜伦。“莱斯里·斯鲁神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坏蛋。他就是不愿意心里惦记着我,好让他少一件心事。”突然她把裙子撩到臀部;这个动作不禁使拜伦心里一跳,尽管实际上那条长及膝盖的厚灰衬裤还不及外面的白裙子富于性感。他心想,她这条难看的衬裤一定是从修女那里弄来的。“拿去,”她说,从衬裤里拿出一只厚厚的钱包,放下裙子。“我就回到该死的大使馆去吧。不过我要你去找一下班瑞尔,把这个给他。我所有的美金都在这里了。你肯为我干这个吗?”

  “当然。”

  “告诉我,勃拉尼,”娜塔丽说,“你还觉得好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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