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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罗达不是没看到纳粹的丑恶一面。她去了一次动物园,以后再也不肯去了。她承认柏林动物园要比美国的任何一个公园都整洁、美丽和富于魅力,但是长椅上钉着的“Juden VerB boten①”的牌子叫人作呕。她要是在餐馆的门口看到类似的牌子,就马上退缩,宁肯到别家去。帕格把他跟罗森泰尔会面的经过告诉了她以后,她立刻患起严重的忧郁病来:她要放弃这所住宅,甚至谈到要离开德国。“嘿,想一想!把这所美丽的住宅廉价出租,只是为了防止人们背着他卖掉——毫无疑问是卖给有权势的纳粹,这帮人都等着廉价收购呢。多可怕啊!”但最后她还是同意租下这所住宅。他们总得找地方住,而这所住宅实在太理想了。

  ①德语:犹太人不准坐。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她的反应也逐渐冷淡,发现这类事情在柏林已经习以为常,一点也不足为奇了。有一次,憎厌纳粹的萨丽·福莱斯特邀请她到一家餐馆里午餐,尽管餐馆外面的橱窗上挂着“不招待犹太人”的牌子,她觉得拒绝进去是愚蠢的。不久她连想也不想,就到这类馆子里吃饭了。很快地动物园成了她星期天散步最爱去的场所。但她坚决认为,排犹主义是这块可爱的、令人兴奋的国土上一个污点。她向一些纳粹要人说出她的这种看法。他们有的显得很僵,有的宽容地假笑一声。也有少数人暗示说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我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在美国住了六代啦,”她会这样说,“在虐待犹太人这个问题上,我永远没法跟你们有一致的看法。实在太可怕啦。”

  对于美国妇女那种独立不羁、直话直说的作风和她们丈夫那种听之任之的做法,大多数德国人似乎都能谅解;他们把它看作是民族的特点。

  维克多·亨利避开了犹太话题。纳粹德国是一种过于巨大、一时难以消化的新生活。大多数外国人对纳粹的态度不是竭力反对,便是竭力赞成。外国记者们正如基普·托莱佛所说那样,都一致痛恨纳粹。大使馆内意见很不一致。有些人认为,希特勒是一七七六年①以后对美国的最大威胁。他不取得世界霸权决不会罢休;有朝一日他有了足够的力量,就会向美国发动进攻。另有一些人把他看成是救星,认为他是欧洲唯一的反共堡垒。他们说,那些民主国家已经证明无力对付布尔什维克政党的发展。希特勒用更猛烈的火力来对付极权主义的火力。

  ①美国宣布独立的一年。

  但上述两种论断都缺乏可靠的根据。每逢维克多·亨利向他的那些新相识逼取事实时,得到的只是激烈的言词和手势。一捆捆的分析材料和报告里倒有不少统计数字。但它们极大部分都来源于猜测、宣传和花钱买来的可疑的情报。他试图研究德国历史,看书一直看到深夜,结果发现这个历史可以上溯一千年,深不可测。他在这里面找不到解答一九三九年问题的方法和钥匙。光是弄清楚纳粹来自什么地方和希特勒怎么会受德国人拥护这个秘密,他就觉得无能为力,跟他谈话的那些人也个个觉得无能为力;甚至问起德国排犹主义这个似乎不值得一问的问题时,也会得到十几种不同的解释,主要看你在十几个外交人员中间问哪一个。亨利中校最后得出结论:如果急于把这些重大问题全部弄个水落石出,那只是白费他的时间和精力。军事潜力是他所熟悉的本行;它是希特勒第三帝国中狭窄的、但是起决定作用的一面。纳粹德国是不是真象经常在街上示威的部队和在咖啡馆里聚会的军人们所显示的那样强大?还是仅仅装个样儿,实际上象高挂着的A字旗上的透明红纱布那样脆弱?维克多·亨利决定不让自己有先入之见,要亲自掌握各种真实材料,因此他立刻埋头工作,深入研究这个难题。

  在这期间,罗达开始欢乐地适应外交官生活。她对大使馆的人员和柏林的风俗习惯都逐渐熟悉起来,她举办的宴会的规模也就越来越大。她设了一个盛大宴会招待格罗克,出席宴会的有代办、一个法国电影演员、柏林交响乐团的指挥以及一个严肃、魁伟的德国将军,名叫阿尔明·冯·隆,长了一只很特别的鹰钩鼻,一举一动都非常死板。罗达跟这些人都不太熟。举例说,冯·隆将军她是在福莱斯特上校家里遇见的,有人告诉她说,他在德国武装部队里地位很高,也很有才能,她于是跟他接近。她有一见面就讨人喜欢的天赋。她总是显得那么雍容华贵,可以毫不费力地给人以好感或性感;她使人感到,跟她进一步交朋友是会很愉快的。人们都乐于接受她的邀请。

  来宾的身份都高于格罗克夫妇。他们有点眼花缭乱,有点得意,而隆将军的出席也有点使他们心慌意乱。格罗克有一次悄悄地跟维克多·亨利说,隆是最高统帅部的真正智囊。于是帕格上去跟隆攀谈,故意把话题引到战争上。他发现隆的英语讲得极好,但关于战争,他只冷冰冰地谈了些一般情况,使这位武官不由得对他另眼相看,虽说从他谈的话里,得不到一点点向上汇报的材料。

  在宴会结束之前,格罗克喝得醉醺醺的,把维克多·亨利拉到一旁,告诉他说斯维纳蒙台潜艇基地的上校在制造一些愚蠢的困难,不过他会把这次参观安排好的。“我还要请你的英国朋友一起去,他妈的。我说过要请你们,我说了话是算数的。这班岸上的杂种活着就是为了制造麻烦。”

  亨利夫妇只接到一封梅德琳写来的没精打采的信,是她抵达新港度暑假时寄来的。华伦跟往常一样,从不写信。七月初,拜伦写给他父亲的信终于辗转寄到了:

  亲爱的爸爸:

  来信收到,我看了大吃一惊。我揣摩是我给了您关于娜塔丽·杰斯特罗这个姑娘的错误印象。跟她一起工作很有趣,但她年纪比我大,是雷德克利夫学院三年级高材生。她最好的男朋友是个获得罗兹奖学金的优等生。我不是那种材料。尽管这样,我很感谢您给我的忠告。她的确是非常理想的良友,跟她谈话使我得益不少。您知道了一定会高兴。

  杰斯特罗博士让我研究君士坦丁大帝的战争史。我接受这个工作主要是为了挣线,但我喜欢这工作。当时世界均势正从异教邪说转向有利于基督教,所以这段历史确实很值得研究,爸爸。它同我们今天的现实颇有雷同之处。我想您准会喜欢杰斯特罗博士的这本新书。他只是个学者,分不清一艘鱼雷艇和一辆中型坦克之间的区别,但他有本事抓住古战场的特点加以描绘,使人人都能理解,能想象出当时的情景。

  锡耶纳马上要挤满游客了,他们都是来观看一年一度的混账赛马的。市镇的广场上到处有马疾驰,他们都说经常发生惨剧。华伦将会成为出色的飞行员。嗯,我揣摩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问大家好。

  拜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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