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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一


  至于我,我对德·夏吕斯先生常常取代谢巴多夫亲王夫人尤为高兴,因为我与亲王夫人合不来,为一件微不足道但积怨甚深的事闹翻了。有一天,我坐在小火车上,同往常一样,我对谢巴多夫亲王夫人体贴入微,这时,我看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上车来了。她的确是来卢森堡公主家住几个星期的,但由于我每天都要去见阿尔贝蒂娜,因而一直没有答复侯爵夫人及其王室女主人的邀请。我见到我外祖母的朋友感到内疚,出于纯粹的义务(并未离开谢巴多夫亲王夫人),我同她聊了很长时间。再说,我根本就不知道,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却知道得一清二楚我旁边坐的女友是何许人,但她却不愿认识她。到了下一站,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离开车厢,我甚至责备自己没去扶她下火车。之后,我又坐到亲王夫人身边。然而,好象是——处境不牢靠,而又怕人听到别人说自己的坏话,生怕被人瞧不起的人常有的灾难——眼看说变就变。谢巴多夫夫人埋头看她的《两个世界评论》,回答我的问题时唇尖都懒得启动,最后竟说我使她感到头疼。我一点不明白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当我向亲王夫人告辞时,习惯的微笑照不亮她的面子,冷冷的客套拉下她的下巴,她甚至连手都不伸给我,而且此后再也不同我说话了。可她不得不对维尔迪兰夫妇说话——但我不知道说什么——因为我一问维尔迪兰夫妇我礼对谢巴多夫亲王夫人是否不妥,他们便异口同声争着回答:“不!不!不!才不是!她不喜欢亲热!”他们不愿从中挑拨引起我同她的不和,但她最终使人相信,她对殷勤体贴无动于衷,是一个与这个上流社会的虚荣心格格不入的人物。只有见识过这样的政客,他自上台以来,被认为是最全面、最强硬、最难接近的政坛人物;只有亲眼看到政客失势时,面带恋人般容光焕发的微笑,卑躬屈膝地乞求某个记者那高傲的敬意;只有目睹了戈达尔大夫的复兴(他的新病号把他看作僵硬的铁杠子);而且只有弄清楚了谢巴多夫亲王夫人处处表现出的高傲,反时髦,乃是多么痛苦的爱恼,乃是多么时髦的惨败所酿成的苦酒,方才可以悟出这样的道理,就是,在人类社会,法则——它自然包含着例外——必然是这样的:狠心人是人们不愿接受的弱者,而强者,则很少考虑人们愿意不愿意接受他们,却独有被庸人视为弱点的这般温情。

  再说,我不该对谢巴多夫亲王夫人妄加评论。类似她的这种情况太常见了!一天,在安葬盖尔芒特家族的某个人时,站在我身边的一位要人向我指了指一位身材瘦长、面貌英俊的先生。“在全盖尔芒特家族里,”我身边的那个人对我说,“这个人是最出奇、最特别的。他就是公爵的兄弟。”我贸然直言相告,他弄错了,这位先生,与盖尔芒特府无亲无故,他叫富伦埃—萨洛费丝。那要人立即转过身去,此后就再也不同我打招呼了。

  一位大音乐家,学院院士,达官贵人,他认识茨基,路经阿朗布维尔,那里他有一个外甥女,来参加维尔迪兰家的一次星期三聚会,德·夏吕斯先生与他格外亲热(应莫雷尔的请求),主要是为了回巴黎以后,院士能让他出席各种有小提琴师参加演奏的私人音乐会,排练之类的活动。院士受到了吹捧,何况又是风流男子,便满口应承并说到做到。男爵对这位人物(况且就此君而言,他唯女人是爱)感激涕零,此君对他关怀备至,为他提供了诸多方便,使他得以在种种正式场合看到莫雷尔,在这种正式场合,外行人是不能涉足的,著名艺术家为年轻有为的演奏高手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在才能相当的小提琴手之间,对他偏宠偏爱,点名要他在想必有特殊影响的音乐会上亮相,使他得以登台表演,露面扬名。但德·夏吕斯先生并未意识到,这一切应当归功于这位恩师,大师对他可谓功上有功,或者不如说罪上加罪,因为他对小提琴手及其尊贵的保护人之间的关系无所不知。他对他们的这种关系大开方便之门,当然不是指他对此热衷,他除了理会女人的爱恋之外,理会不了别的什么恋爱,因为女人的爱情曾激起他全部的音乐灵感,他对他们的关系大开方便之门,是由于道德上的麻木,职业上的纵容与热心,以及上流社会社交的热情和时髦。至于这种关系的性质,他丝毫不加怀疑,以至初来乍到拉斯普利埃赴晚宴,就谈起德·夏吕斯先生和莫雷尔,仿佛是谈论一个男人和他的情妇,他问茨基:“他们在一起是不是很久了?”但是,堂堂上流社会人士,岂能让有关人员看出蛛丝马迹,万一在莫雷尔的同伙里传出了闲言碎语,他准备好加以抑制,准备让莫雷尔放心,慈父般地对他说:“如今人们对谁都这么议论,”他一再说男爵的好话,男爵听得很顺耳,而且很自然,不可能在名师身上联想到有多大缺德,或者有那么多美德。因为,人家背着德·夏吕斯先生说的那些个话,以及有关莫雷尔那些“似是而非”的话,谁也不会那么卑鄙,对他搬弄一番。不过,这简单的情况就足以表明,甚至这件事受到普遍的诋毁,却无论如何找不到一个辩护士:“闲话”,它也一样,或者它针对我们自己,我们因此觉得它特别的难听,或者它告诉我们有关第三者的什么事,而我们对此又不明真相,因此有其心理价值。“闲话”不允许思想躺在其虚伪的目光上面睡大觉,以虚伪眼光观察问题,以为事情如何如何,不过是事情的表面现象而已。“闲话”又用理想主义哲学家的魔术妙法将事物的表象掉了个面,顿时让我们看到魔术蒙布反面不容置疑的一角。德·夏吕斯先生也许想象得到某个女亲戚说过的这番话:“怎么,你要梅梅爱上我?你忘记我是一个女人了吧!”不过,她对德·夏吕斯先生确有一种情真意切的爱慕。对维尔迪兰夫妇来说,他没有任何权力指望他们的爱恋和善意,他们远离他时说的话(岂仅是话而已,下面即可看到),与他想象可以听到的话,也就是说当他在场时听到的那些议论的回光返照,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怎么不令人惊讶?唯有他在场时听到的那些话,才用绵绵情意的题词装点着理想的小楼阁,德·夏吕斯先生不时来此仙阁独温美梦,此时,他往往在维尔迪兰夫妇对他的看法里掺进一阵子他自己的想象。那里的气氛多么热情,多么友好,休息得多么舒服,以致德·夏吕斯先生在入睡之前,非来此小楼消除一下烦恼不可,他从小楼出来,没有不带微笑的。但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种楼阁是对称的,我们以为是独一无二的那幢楼阁的对面,还有另一幢,可我们一般都看不见,但却是实在的,与我们认识的那幢适成对称,但却截然不同,其装饰与我们预想要看到的大相径庭,仿佛是居心叵测的敌意与令人发指的象征所构成,令我们惊恐不已。德·夏吕斯先生恐怕要吓破胆的,设若他由着某种闲言的纵容,进入反向的一幢楼阁,那闲言犹如侍从仆役上下的楼梯,只见楼梯上,房门上,被那些心怀不满的送货人和被解雇了的仆人乱涂着一些猥亵的字画!但是,正如我们没有某些飞鸟所具有的识别方向的感觉,我们也没有识别能见度的感觉,就象我们缺乏测距的感觉一样,我们总以为周围的人们对我们密切关注着,其实恰恰相反,人们根本就未曾想到我们,而且也不去揣测,此时此刻,别的人是否只关心我们。就这样,德·夏吕斯先生在受骗上当中生活,就象鱼缸里的鱼,它以为它游的水一直延伸到鱼缸玻璃的外面去,其实,鱼缸给它造成了水的映象,与此同时,它却没有看见在它身边,在暗处,游人正兴致勃勃地看它尽情戏嬉,也看不见拥有无限权力的养鱼人,在意外的倒霉的时刻,毫不留情地把它从它喜欢生活的地方拽出来,又把它扔到另一个地方去,眼下,对男爵的这一时刻推迟了(对男爵来说,在巴黎的养鱼人,将是维尔迪兰夫人了)再说,民众,说到底只不过是个体的集合体,可以提供更为广泛的范例,其每个部分又是与事实相符的,来说明这种深刻的、顽固的和令人惶惑的盲目性。至此,如果说这种盲目性使得德·夏吕斯先生在小核心里言辞弄巧成拙,或者大胆得令人暗笑,那么,在巴尔贝克,这种盲目性尚未曾、也不该对他造成麻烦。一点蛋白质,一点糖,一点心律不齐,尚不致妨碍那些自我感觉不到的人继续过正常的生活,而唯有医生才从中发现大病将至的先兆。目前,德·夏吕斯先生对莫雷尔的爱好——柏拉图式或非柏拉图式的——只是在莫雷尔不在的时候,驱使男爵情不自禁地说,他觉得他很美,心想,这话大家听了,只会作清白无辜的理解,他就可以象精明人那样应付自如,即使被传到庭作证,也不怕深追细究,追究细节问题表面上看似乎对他不利,但实际上,正是因为细节本身的缘故,反比装腔作势的被告传统的抗议要来得更为自然,更不同凡响。在西东锡埃尔至橡树圣马丁——或回程反方向——之间,德·夏吕斯先生总是那么无拘无束,爱谈论那些似乎有怪习惯的人,他甚至故意添上一句:“总而言之,我说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并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以便自我表现一番,显示他与他的听众在一起是多么惬意。他们确很惬意,条件是他必须掌握行动的主动权,而且他必须心中有数,知道听众由于轻信或受过良好的教育会对此沉默不语,一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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