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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四


  此外,即使我对希尔贝特讲,她也听不懂。我们说话时,总以为听话者是我们自己的耳朵,自己的脑子。我的话语仿佛穿过暴雨的活动水帘才到达希尔贝特那里,拐弯抹角,面目全非,仅仅是可笑的声音,而再无任何含义。人们借话语所表达的真理并不具有不可抗拒的确凿性,它不能立即使人信服,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真理才能在话语中完全成形。例如,在论战中,某人不顾种种论据证据,将对立面的理论斥为叛逆,但是后来他却皈依了这个最初被他憎恶的信念,而原先徒劳传播这个信念的人却不再相信它。又例如一部杰作,对于高声朗诵的崇拜者来说,它当然是传世之作,无需证明,而听者却认为它毫无意义或者平庸无奇,但后来听者也承认这是杰作,可惜为时太晚,作者已无法知道。同样,在爱情上,不论你做什么,障碍决不会被绝望者从外部摧毁;只有当你对它们不再感兴趣时,它们才会从另一方面,被不爱你的女人的内心力量所推倒;昔日你试图推倒但总不成功,如今它却突然倒坍,但对你已毫无意义。如果我将自己未来的冷漠及其防止办法告诉希尔贝特,她会以为我这样做表明我对她的爱情和需求超过她的估计,因此她更讨厌和我见面。确实,正是爱情使我比她更清楚地预见到这个爱情的结束,因为我连续处于前后矛盾的精神状态。我本来可以通过写信或见面对希尔贝特发出这个警告,因为这段时间说明我并非须臾离不了她,并且向她证明没有她我也能活下去。不巧的是,某些人,不知出于好意还是恶意,向她说起我,而那口气使她认为是我央求他们这样做的。每当我得知戈达尔、我母亲、甚至诺布瓦先生用笨拙的话语破坏我刚刚作出的牺牲,践踏我的克制态度所获得的结果时(他们使她误认为我不再保持克制),我感到双倍的气恼。首先,我那用心良苦又卓有成效的回避必须从头开始,因为那些讨厌的人在我背后破坏了我的努力,使我前功尽弃。不仅如此,我和希尔贝特见面的愉快也会减色,因为她不再认为我在体面地顺从,而认为我暗中活动,以谋求她不屑于赏赐的会晤。我诅咒人们这种无聊已极的闲言碎语,他们往往在关键时刻深深地伤害我们,而并无使坏或帮忙之意。他们什么也不想,为说话而说话。有时是因为我们未能对他们保持沉默,而他们的嘴又不紧(和我们一样)。当然,在摧毁爱情的这项残酷工程中,他们的作用远远比不上两个人——这两人往往在一切即将圆满解决时使一切付之东流,其中一人出于过度的善意,另一人出于过度的恶意,而我们并不像怨恨不识时务的戈达尔之流一样怨恨这两个人,因为第二位是我们所爱的人,第一位是我们自己。

  每次拜访斯万夫人,她总邀请我和女儿一道喝午茶,而且叫我直接给她女儿回信,因此,我常常给希尔贝特写信,在信中我没有选用我认为最有说服力的词句,而仅为我的眼泪寻找最温柔的河床,因为遗憾和欲望一样,并不试图自我分析,只要求自我满足。当一个人恋爱时,他的时间不是用来弄明白他的爱情是怎么回事,而是用来促成明天的约会。当他放弃爱情时,他不试图理解自己的悲伤,而是试图向引起这种悲伤的女人献上他认为最动人的话语。他说的是他认为有必要讲的,而对方不会理解的话,他在为自己说话。我写道:“我原先以为这决不可能,唉!看来这并非十分困难。”我还说:“也许我再不见你了。”我的话避免冷淡(她会认为那是矫揉造作),但当我写下这些话时,我在流泪,因为我感到它们表达的不是我可能相信的事,而是实际上即将发生的事。下一次她托人要求和我见面时,我也会像这次一样鼓足勇气不让步,这样一来,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拒绝,我会逐渐达到因长久不见面而不想见面的状态。我流泪,但是我有勇气(而且感到愉快)牺牲和她相会的幸福,以求有朝一日吸引她,然而,到了那一天,吸引不吸引她对我来说已无关紧要了。我假定——尽管不太可能——此刻她在爱我,正如我最后那次拜访她时她说的那样,我假定她的厌倦情绪不是出于对我的厌烦,而是出于嫉妒的敏感性,出于和我相似的虚假的冷漠,这种假定仅仅使我的决定不那么残酷。我想象在几年以后,当我们彼此相忘时,我回顾往事,对她说我此刻写的信没有一个字是真的,她会回答:“怎么,你当时爱着我?你知道我多么盼望这封信,多么盼望和你见面,这封信使我哭得多伤心!”我从她母亲家一回来便动手写信,虽然我想到我可能正在制造误会,但这个想法,由于它带来的忧愁,也由于它带来的愉快(我想象希尔贝特爱着我),促使我把信写下去。

  当斯万夫人的“茶会”结束,客人们告辞时,我脑子里想的是如何给她女儿写信,而戈达尔夫人想的却完全是另一种事情。她“巡视”一番,毫无例外地向斯万夫人赞扬客厅的新家具,醒目的新“添置品”,在其中发现奥黛特在拉贝鲁丝街的前寓所里某几件东西(虽然为数极少),特别是她的吉祥物——宝石雕成的动物。

  斯万夫人从一位受她敬重的朋友那里学到了“过时”一词,它打开(新的眼界,因为它所指的恰恰是几年以前她认为“时髦”的东西,因此这些东西便统统隐退,与曾作为菊花支撑的金色格子架、许多希鲁商店的糖果盒,以及印有花饰的信纸堆在一起(还不算装饰壁炉板的硬纸钱币,早在她认识斯万以前,一位颇有修养的男人就劝她将它们收起来)。此外,在这些暗色墙壁(与斯万夫人稍后的白色客厅完全不同)的房间中,在这种艺术气质的紊乱和画室般的杂乱中,远东风格在十八世纪风格的进逼下节节败退,斯万夫人为了使我更“舒服”而拍打的椅凳上绣的是路易十五式的花束,而不再是中国龙。她经常呆在房间里,她说:“我很喜欢这间房,常常使用它。我不能生活在怀有敌意的、陈腐的东西中间。在这里我才能工作。”(她并未说明是画画还是写书;当时那些不愿无所事事,想有点作为的女人开始对写书感兴趣)。她的周围都是萨克森瓷器(她说这个字时带英国音,她喜欢这种瓷器,甚至不论谈到什么都说:这真漂亮,就像萨克森瓷器上的花)。她爱惜它们,甚过往日的瓷雕像和瓷花盆,唯恐无知的仆人碰坏它们。他们那无知的手常使她惶惶不安,使她大发雷霆,而斯万这位如此温顺和彬彬有礼的主人,竟目睹妻子吵吵嚷嚷而毫无反感。清醒地看到缺点,这丝毫无损于爱情,而是相反,使缺点更为可爱。如今,奥黛特在接待熟朋友时不再穿日本睡袍了,而是穿色彩鲜艳的皱丝浴袍,她用手抚摸胸前那花纹图案中的泡沫,她浸泡在其中,悠然自得,随心嬉戏,她的皮肤如此清凉,呼吸如此深沉,仿佛丝袍在她眼中并非像布景一样的装饰品,而是满足她对容貌和卫生的苛求的,如tub(澡盆)和footing(散步)一样的必需品。她常说她宁可没有面包,也不能没有艺术和清洁,她常说,如果《蒙娜丽莎》被烧毁,那会比“大量”朋友被烧死使她更为悲痛。这些理论在她的朋友们看来似乎荒谬绝伦,但却使她显得出众,因而引起比利时大臣每周一次的来访。如果以她为太阳的这个小世界的人们得知她在别处,例如在维尔迪兰家,被认为是蠢女人的话,一定会大惊失色。由于头脑灵活,斯万夫人更喜欢和男人来往,而不大喜欢和女人来往。当她评论女人时,总是从风流女人的角度出发,挑剔她们身上不受男人欣赏的地方,体型粗笨哪,面色难看哪,尽写错字哪,腿上汗毛太重哪,气味难闻哪,眉毛是假的哪,不一而足。相反,对曾宽厚待她的某个女人,她便不那么尖刻,特别是当这女人生活不幸时。她巧妙地为这女人辩护说:“人们对她未免太不公平了。我敢保证她是个好人。”

  如果戈达尔夫人以及克雷西夫人旧日的朋友长时间没见到奥黛特,那么他们一定很难认出奥黛特客厅的摆设,甚至很难认出奥黛特本人。她看上去比以前年轻许多!当然,这一方面是因为她发胖了,既然身体更健康,显得那么神色安祥,精神饱满、容光焕发。另一方面是由于她的新发型,光滑平整的头发增加了面部的宽度,玫瑰色的粉使脸更有神采,昔日那棱角过于鲜明的眼睑和侧面现在似乎柔和多了。这种变化的另一个原因如下:奥黛特到了中年,终于发现或者说发明她自己的独特面貌,某种永恒的“性格”,某种“美的类型”,于是她在那不协调的面部轮廓上——它曾被飘忽不定、软弱无能的肉体所左右,最轻微的疲劳使它在霎那之间长了好几岁,仿佛是暂时的衰老,因此,长久以来,它根据她的心情和面色而向她提供一个零散的、易变的、无定形的、迷人的脸——贴上这个固定的脸式,仿佛是永不衰退的青春。

  斯万的房间里没有别人给他妻子拍的那些漂亮照片,尽管她在照片上的穿戴各不相同,但那神秘和胜利的表情仍能使人们认出她那洋洋得意的身影和面庞。他房间里只有一幅十分简单的老式照片,它摄于奥黛特贴上固定脸式以前,因此她的青春和美貌似乎尚未存在,尚未被她发现。然而,斯万忠实于另一种观念,或者说他恢复原有的观念,他在这位处于走动和静止之间的、脸色疲惫、目光沉思的瘦弱少妇身上所欣赏的是波提切利式的美。确实,他仍然喜欢在妻子身上看到波提切利的画中人。奥黛特却相反,她不是极力突出,而是弥补和掩饰她身上那些她所不喜欢的东西,它们在艺术家看来可能正是她的“性格”,而她作为女人,认为这是缺点,甚至不愿意别人提起这位画家。斯万有一条精美的、蓝色和粉红色的东方披巾,当初他买下来是因为《圣母赞歌》①中的圣母也戴这样一条披巾,但是斯万夫人从不肯戴它。只有一次她听任丈夫为她订做一套衣服,上面饰满了雏菊、矢车菊、勿忘草、风铃草,和《春》②一模一样。有时,傍晚时分她感到疲乏,斯万便低声叫我看她那双沉思的手,它们那无意识的姿势就像圣母在圣书上写字(那里已经写着《圣母赞歌》)以前往天使端着的墨水瓶里蘸墨水的姿势一样灵巧而稍稍不安。但是斯万接着说:“您千万别告诉她,她要知道了准会改变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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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波提切利的作品。
  ②波提切利的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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