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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七
“我们走吧，我把准备带到莫斯科去的……都交给你……”辛佐夫走出小屋，对站起身向他走来的叶弗斯吉格涅耶夫说。 　　扎哈罗夫走过他们身边，下了台阶，坐进吉普车。车子开到鲍依科的小屋门前。就在这时，出现了鲍依科高高的身影。新司令没有和扎哈罗夫打招呼——大概他们今天已经见过面了，他走向停在前面的自己的吉普车，坐上车子。于是两辆吉普车便开走了。 　　辛佐夫和叶弗斯吉格涅耶夫默默地目送着沿着乡村街道向前开去的车子。一个月以前，辛佐夫从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手中接过了不太复杂的副官工作，虽然在这件事上他没有什么过错，但总觉得自己占了人家的位置，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但现在这个位置已经不存在了。辛佐夫和叶弗斯吉格涅耶夫都随从过的那个人已不存在了，他现在既不需要助手，也不需要副官和传今兵，什么都不需要了。 　　叶弗斯吉格涅耶夫的睑哭肿了，但头脑还是清醒的，手也在正常地工作；他根据清单把东西点了一遍，从辛佐夫手里把那只需要运往莫斯科的手提箱和一只装着勋章的皮包接了过去。以后在举行葬礼时，就要有人捧着上面放着这些勋章的垫子，走在灵柩的前面。他把手提箱放在脚边，手里拿着皮包坐在吉普车的后座上，和要求护送司令遗体上飞机的古特科夫坐在一起。辛佐夫坐在司机旁边。但是，当车子开到库兹米奇过夜的那间小屋前面时，库兹米奇走了出来，要辛佐夫坐到他的车上去，他要仔细问问情况。 　　一路上，库兹米奇把身子转向辛佐夫，一只手作喇叭状贴着耳朵，不时惊奇地摇着头，好象对所发生的一切怎么也不能相信似的。后来他气呼呼地说：“战争，战争，真他妈的……为了要人的命，它花样百出，胡搞乱来！别的人，比如象我，在前沿东走西跑，一点事也没有出，哪个鬼都没有找上门。前几天，我到师里去过，在一星期内这已经是第二次去了，一路上抓了整整一个排的俘虏。当我命令他们站队时，他们中间有一个家伙在树丛背后用自动枪对准我这个将军，在离我三公尺的地方开火，我差点儿被打成马蜂窝！但使人奇怪的是，他的自动检突然卡壳了，可能是子弹装歪了。等把他打死以后，我命令士兵去看一下。确是这样。装歪了！由于这个‘装歪’，我又活了。而谢尔皮林正在精力充沛时期，可他突然给一块远处飞来的弹片打死了！难道这公道吗？”库兹米奇带着对谢尔皮林十分惋惜的神情问，好象他心里在估量，他们两个人中间谁牺牲比较公道些。 　　他们来到后勤部，把棺材载上大轿车后，库兹米奇也爬上车子，并向辛佐夫和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招招手，要他们也跟他爬上去。他坐在旁边一张可折叠的长凳上，在这辆司令部的大轿车上，这种长凳平时是当床铺用的。他脱下制帽，拿在手里，把双手放在两膝之间，低垂着头，就这样一路坐到莫吉廖夫。 　　辛佐夫坐在旁边。如果他往下看的话——眼前是用大红布裹着的棺材。棺材放在后勤部那间小屋里的时候是开着的，但在运出来之前，把盖子盖上了，并且在两头钉了钉子。但没有完全钉死，因为到了莫斯科还要打开。 　　如果往路上看的话，到处都可以回忆起这几天内发生的事情。在什么地方德国人从森林里开过枪，在什么地方碰到过一队俘虏，在什么地方绕道时受到阻碍，在什么地方曾停下来和交通指挥兵谈过话，在什么地方把谁训斥了一通，在什么地方嘉奖过谁，在什么地方根据谢尔皮林的命令，在副官手册上记下了该为谁提请颁发勋章的事，又在什么地方谢尔皮林曾讲起过一个他不喜欢的人，说象这种人当钦差大臣是再合适不过了，而如果派他当机务处长的话——屁都不顶用！在收复莫吉廖夫以后，他们每天都坐着车子在这条公路上跑，不断地向西挺进…… 　　“而现在却两条腿伸直了回去，”辛佐夫痛苦地想着，他抬起头来，往车窗外看。 　　窗子很高，如果坐着看，看不到公路，只能看见树林和天空…… 　　不管怎样，塔尼雅说的话还是一直鼓绕在他的耳边，摆脱不开。虽然谢尔皮林牺牲了，但他的脑海里总是想着个人的生活问题：一种感情重新恢复了，而另一种感情还不愿消失，真不知道今后将怎样生活下去…… 　　莫吉廖夫机场不久前曾受到我机的轰炸，现在已经修复。弹坑已经填结实，被烧毁的德机残骸已经拖走。它们的机翼和机身堆放在机场外面。 　　在莫吉廖夫有“伊尔”飞机的基地；汽车在起飞的强击机的呼啸声中开到了停在机场边上的一架“陶格拉斯”飞机旁边。 　　辛佐夫想到，最近几天里，随着进攻的推进，强击机将不得不停到靠近西边一点的地方去，因为现在距离目标越来越远了…… 　　在“陶格拉斯”飞机周围发生了那种在装载超过限度的货物时不可避免的忙乱现象。起先认为棺材可以这样装进去，后来发现要用另一种装法。于是从汽车里拆下了在路上用来固定棺材的临时支架。后来，大家又决定在飞机上再把支架装上去，因为根据气象员预报，在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之间有一个雷雨锋，飞行员说，那会使飞机发生上下波动的情况。 　　忙乱现象不是和过去有关，也不和将来有关。过去他还活着，将来他将被安葬。而这只是从一方面到另一方面的过渡。 　　库兹米奇为了免得人家经常对他说：“将军同志，请让一让，”所以走到一边去了。他在那边踱来踱去，仍旧象在汽车里一样，一直低着头，把制帽拿在手里。 　　他对死，不管是别人的死也好，自己的死也好，看得很简单，而且也不认为可以用别的态度来对待它。他开玩笑说，死是一种军事，一切都按规章办理，时间未到以前是活，时间一到就是死。但一个人不管把死看得怎样不在乎，内心深处总是不愿意死的。 　　库兹米奇对谢尔皮林感到很亲切，因为在斯大林格勒会战时，谢尔皮林曾为他说情，在战斗结束前不把他送到医院去，以后又同意让他当自己的副手，不嫌他年纪大。他对谢尔皮林的感情并不是一种卑微的感恩之情，象一个自知不能胜任工作的人那样，由于内心的弱点，总是喜欢那些能够容忍自己的人。按照库兹米奇的理解，副职的作用是要准备随时到要你去的地方去，随时做要你做的事。对这种工作，他认为自己是能够胜任的。他为没有辜负谢尔皮林对他的信任而感到高兴——他这匹老马终究没有把犁沟耕坏啊。 　　但现在这个信任他的人已不在人世了；而要重新向另外一个人，也就是向那个鲍依科，证明已经证明过一次的事，是很难受的。这种难受使他想起了自己的年龄和老伤。此刻，在即将飞往莫斯科的时候，他明白，在战役紧张的时刻，总是让与此关系较少的人离开战场的——没有必要向自己隐瞒这一点。你和战事有多少关系不仅仅取决于你自己的愿望，而且还取决于决定给你干什么事和不给你干什么事的人，取决于认为你能干什么，又不能干什么的人。 　　在飞机里把棺材固定好以后，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就留在里面，而辛佐夫则跳下飞机。 　　机长走到库兹米奇面前报告：“中将同志，起飞准备完毕。” 　　库兹米奇转过身来，仔细端详了一下他的脸：“你和我们一起去感到不满意吗？” 　　“为什么不满意，中将同志？怎么命令，我们就怎么执行。” 　　“光有命令是不够的。我知道你们不喜欢这个命令。别害怕，我们会飞到的。” 　　说了这些后，他想起他和谢尔皮林是在四三年一月从莫斯科一起飞往斯大林格勒时认识的。也是在“陶格拉斯”飞机上，不过，当时两人都活着。 　　辛佐夫站在舷梯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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