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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三
院长后来又说，他在今天就要为赫里斯托弗芳夫和她申请嘉奖。 　　“你已经有一枚‘红旗’勋章了，马上就会有第二枚。你不但保护了伤员，还亲手用自动枪干掉了三个德国兵！连缴获来的武器也掌握了，毫不慌张，拿起来就打！” 　　塔尼雅回答说，她是懂得这种自动枪的性能的。这种枪不错，只是后坐力大一点。她本来还想补充说，当年她在游击队时，曾跟这种自动枪打过许多次交道，拆啦，装啦，射击啦，她都会。但后来她终于没有说出这一点，为的是不要显得她好象不单单是在说枪，而是在夸耀自己的过去。而且，就是不说，大家现在已经把她夸个没完啦。 　　听到院长说他要给他们申请嘉奖，塔尼雅高兴地想：如果真是这样，身上佩着两枚“红旗”勋章，那该是什么样子呢？一个女人身上佩着两枚“红旗”勋章，她还没有亲眼看到过。可能女飞行员当中有，但她毕竟没见到过啊。 　　手术后。女医生指着那块取出来的弹片对她说，她这次负伤，简直侥幸极了。弹片不小，只要稍微向上一点，就会打穿肺部，向下一点呢，又会打坏肾脏。这弹片就象特意钻到既碰不到肺，也碰不到肾的地方似的。必须说，伤势不很重，本来很可能…… 　　“用不着我多说，你自己也会明白的，”女大夫说。她又用钳子夹着那块弹片，问道：“要不要留下作个纪念？” 　　“谁要它，扔掉算啦，”培尼雅说。 　　三天之前给念念不忘自己母亲的炮兵大尉动手术的，就是这位女医生。大尉当时死在手术台上，塔尼雅也是在场的。 　　当时女医生曾为那个大尉掉过眼泪，而现在呢，由于塔尼雅这般侥幸，她又为后者感到庆幸。 　　当医生准备给塔尼雅动手术的时候，她还不知道自己有多么侥幸呢；那时她想起了那个大尉，并且这些天来第一次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医生给她动了手术，却没有给她包扎头部。她的头在车帮上碰了一下，不过在鬓角下面擦掉了一块皮。医生把创口洗干净，上好药，再在上面贴上硬膏。 　　动完手术稍事休息之后，院方就用一辆救护车把她和其他伤员一起送到后方去了。 　　下午她同其他伤员一起经过的这条路，她是很熟悉的。她在罗斯里亚科夫手下工作时就已熟悉了。后来她又经常亲自在这条路上进行检查，看伤员是否及时后送。 　　事实上，从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以后，她在战争期间所担任的全部工作，几乎就在于保证这条路能畅通无阻。而今天，她作为一个伤员在这条路上经过，感觉到这条路比她当医生时更为漫长。 　　到达集团军第二梯队的医院时，天已经快黑了。同她很熟悉的那位卫生科长，看过她随身带着的病史后，对她说，根据伤势来看，虽然不完全符合留在前线的条件，但可以设法把她留下来，不出集团军的范围。 　　“不要，”出乎他的意料，塔尼雅回答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你考虑一下，再过半小时就要把伤员送到飞班车去，到那时候就已经……”他没有把话说完，因为不说也是够清楚的：如果卫生飞班车把她送到方面军医院，再从那里转送到医务人员叫作“内地医疗基地”的话，那么，除非等到完全恢复健康，是不会很快让她回到这儿来的。 　　卫生科长知道塔尼雅的丈夫也在这个集团军里，因而准备破格对她进行照顾。当塔尼雅如此坚决地拒绝留下来时，他感到很奇怪。他不知道，塔尼雅正是因为自己的丈夫也在这个集团军里，所以才不愿意留下来。 　　刚负伤的那会儿，塔尼雅想的是别的事。一方面，她为自己活着感到庆幸，另一方面，她又为死者感到难受。出事前，她同卡车司机一路上谈得十分投机，所以对他的死特别感到难受。她想的是自己和当时发生的一切。直到后来，在动过手术已经上路到这里来的时候，她才不去想BW的事，而开始去想负伤之前的事儿了。 　　这就是她说出“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句话的原因。不过，既然说出，就应该做到。在动身上卫生飞班车之前还留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决不能改变主意。最要紧的，是要在自己身上找到力量，现在不要立即改变主意，再过一会儿，等到坐上了到后方去的车，即使要改变主意，也已经晚了。 　　我的老天爷，塔尼雅当然连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一切竟会发生在今天！她没有想到会这样，也不愿意这样。但事情毕竟发生了，好象她请求命运作出这样的安排似的。过去她没有请求将军把自己从这里调到任何一个别的集团军里去，却听凭命运去摆布了。而命运也作出了恰如其分的安排，没有夺去她的生命，只叫她负了伤。“伤势不很重……” 　　她忧郁地想起了辛佐夫和他军便服上的六条负伤的标志：三条是红色的，三条是金色的。总共不过半天之前，在别列津纳河的渡口，辛佐夫把她拉到怀里，吻了吻她，他还想再吻一次，而她却避开了，说“这里不方便”，就在这个时候，她看到了在他的军便服右首口袋上面的这几条负伤标志，正好在她的眼前。她甚至还数了一数，虽然她明明知道是六条，而不是五条或 　　七条，还知道这六次负伤中的每一次各伤在哪里。她不仅听他讲过，而且亲眼看见过。她还亲手摸过他的伤疤：第三根肋骨上边的伤疤，是第一次负伤留下的痕迹；头发底下的伤疤，是第二次；背部从脊椎到胯股上的伤疤，是第三次。这次伤势最重，差点儿夺去了他的生命，所以伤疤也最大。这几次是他在遇见她以前，说得确切些，在他们共同生活以前负的伤。至于他的手，这已经是后来的事了，那时她已经跟他在一起了。 　　“跟他在一起了，跟他在一起了，”她怀着悲痛的心清，不出声地重复说。 　　塔尼雅知道，在所有这十一天进攻的日子里，齐娜依达都在补给站工作，在那里编组和发放卫生飞班车。派她到那里去是有道理的。因为她既有男子般洪亮的嗓门，又有女性的、对伤员体贴关怀的柔情，正好适合做这项工作。在那个站上，人们匆忙地把刚卸完运到前线的物资的空车编组好，在这些空车里装上事先准备好的铺板、床垫和被子，再挂上餐车、换药车厢和医务人员的专用车厢，随即毫不耽搁地打发这辆列车离开前线，把伤员运送到分类后送医院去。 　　齐娜依达做的是组织伤员上车的工作，因为大家都说她最善于同军运铁路员工打交道。 　　塔尼雅知道齐娜依达今天也一定在补给站上，但她还是问了问卫生科长，巴雷舍娃医生是否在那里。 　　“她总是在那里的，你准能见到她。” 　　在站上，她很快就看到了齐娜依达。她从远处喊了一声，但声音太轻，齐娜依达没有听到，飞快地走了过去，一边走一边还在同一个大尉吵嘴。 　　第二次见到齐娜依达时，离开车只有几分钟了，塔尼雅已经躺在加温车厢里靠近车门的铺着干草的床垫上了。她请求把她安置在靠车门的地方，以便车子开动的时候可以看到外面，即使车门关上了，哪怕从门缝里看看也是好的。 　　塔尼雅生怕就此见不到齐娜依达了，但这种情况是决不会发生的，也终于没有发生，因为齐娜依达总是要把所有的加温车厢从尾到头逐节巡视一遍，检查伤员是否安置妥当。 　　刚才专门有一辆汽车送来一个飞行员，于是，卫生兵就把其他伤员挪动了一下位置，把他安插到这节加温车厢里来。 　　塔尼雅听到了齐娜依达的声音。齐娜依达还没有走到他们这节车厢跟前，就在老远的地方问：“是不是照我说的那样，把飞行员安置好了？” 　　有一个人回答说：“安置好了。” 　　“这样行吗？”齐娜依达走到车厢跟前，问躺在塔尼雅身边的飞行员。 　　“谢谢，”飞行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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