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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七
“这是可想而知的，”谢尔皮林沉痛地说。他沉默了半晌，又问：“这些年来，你碰到过我们一七六师的人吗？” 　　“一个也没碰到过，”塞金说。“他们的墓地我们倒可能查清楚。莫吉廖夫的居民转告我们。砖厂旁边，在您的团当时担任防御的那些壕沟里，有个合葬墓。德国人曾在那里强迫俘虏掩埋尸体；大概都是您团里牺牲的人。在市立医院旁边，那时也掘了好些坑：那里埋的是我们师里各团牺牲的人，也有伤重身亡的，也有后来给德国人枪杀的几个医务人员，因为他们把俘虏藏在医院里。靠近铁路的水塔旁边，还有一个墓，这是铁路职工告诉我们的。埋在这三个地方的想必都是我们师里的人。活着的人，我一个也没有看到过。关于您还活着的消息，过去我也不知道。直到去年，在库尔斯克会战之后，我才在通报里看到您的姓名。看到您的姓名，我就想：这是不是您？后来，在这里，在游击队总部，他们告诉我说，这是您。我这才拿定主意来打扰您……” 　　“这还要拿什么主意，”谢尔皮林说。“根本就用不着考虑的！” 　　看到塞金脸上的表情，谢尔皮林明白，塞全感到很不好意思打扰他，可他自己却还不打算就让塞金走。他很想问问莫吉廖夫的情况，也确实应该问问。 　　有几个游击大队的根据地就在谢尔皮林集团军即将发动进攻的地段内。这些游击大队所掌握的最重要的情报，事先早已转送到大后方，谢尔皮林对这些情报已经知道得一清二楚了。这些情报恰恰是有关德军后方防卫区的情况的，其中也包括莫吉廖夫防卫区的情况。游击队员潜入敌后比潜入德军的前沿容易一些。那些被德国人强迫拉去构筑后方工事的居民也是情报的来源之一。 　　各种情报源源而来，有的关于德军部队的人数，有的关于货物的运输量，有的关于道路和桥梁的状况，有的关于市内建筑物的状况；哪些还是完好的，哪些已经毁坏了，哪些还能利用，哪些不能利用。 　　但是，除了这些情报之外，谢尔皮林还想从塞金那里了解莫吉廖夫北边，他们将要强渡的那段第聂伯河沿岸德军阵地的一些洋细情况。 　　然而，赛金的回答却没有超出谢尔皮林已经知道的范围，塞金自己也感到了这一点，他负疚地耸了耸肩膀，说：“我们大家一起收集到的情报，都汇总起来送交中央了。我本人这几个月来一直待在地窖里，很少见到天日，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地下工作者了。” 　　“那两个妇女，就是我们把你留在她们那里的那两个妇女，她们现在怎么样？你知道她们的情况吗？” 　　“去年，她们还活着，”塞金说。“去年秋天解放斯摩棱斯克的时候，我看到过她们。那次，我伤愈出院，开车到游击队总部去，路上正巧经过她们村子附近！我就开着吨半卡车到她们那用去了一趟。整个村子只剩下一所房子了。人都住在地窖里。老太太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她的女儿在照料我的时候，还是一个好端端的中年妇女，不到四十岁。而现在，因为没有吃的，地窖里又潮湿，她的手和腿都肿得这样了……”塞金用双手比划着那个妇女的手和腿肿成什么样子。“吃的，穿的，用的，什么都没有。国家给了一点补助，开始的时候，军队也从后勤部调来了一些东西分给他们。但是，我到那里去的时候，她们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要吃自己种的粮食还不知要到什么时候呢，说不定要等到来年？那里的人一心只等待解放，什么艰难困苦都忍受下来了，……一根火柴要劈成四根用，有时，简直忘了火柴是什么样子的。什么东西都掺在粮食里充饥！茶叶根本就见不到，只好找些野果子煮水喝。针是自己做的，要缝个扣子，线还得从旧的粗麻布里抽出来……我躺在她们家里养伤的时候，一直在想，应该如何来报答她们：我要是能活下来的话，上帝保佑我们把这些德国鬼子斩尽杀绝，那时我一定竭尽全力，为她们效劳！可是在斯摩棱斯克解放以后，我看到了她们，我又能为她们做些什么呢？我刚出院，身边也没有多带什么东西。我就把背囊里的东西全部给了她们。此外，我一无所有了。那里的人生活很艰苦啊，应该尽快结束战争……” 　　“我们一定尽力而为，”谢尔皮林说。“看着你，我就想：你的心倒是很好的。塞金。” 　　“尽管我是在肃反部门工作的，”塞金带着又象挑衅又象嘲笑的口气说。 　　“这可不是我说的，是你替我说的。你怎么知道我是这样想的呢？” 　　“我不过有这种感觉罢了。” 　　“你真多心哪！我对你说这句话，是因为在这三年里，战争不断地打击着人们的心灵，如今大家对这种打击已经习以为常了，有的人不管对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痛苦都已经麻木不仁了。可你仍然关心着人家的疾苦，就是说，你是个好人，你的心很好。谁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肃反人员？可能，你甚至是个完全不称职的肃反人员。譬如说，我的心思你还猜不透。” 　　谢尔皮林看了塞金一眼，想起了一开始就想对他讲的那件重要的事情，但是，因为扯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一直没有讲。 　　“我必须向你报告一件事。” 　　塞金吃惊地望着谢尔皮林。这话出于集团军司令之口，可真有点儿古怪。 　　“你们那时带出来的那面旗帜，”谢尔皮林说，“我们一直保存着，后来把它交给西线司令部了。我出院之后，曾经提出过：既然我们带着旗帜突围出来，那么是不是还用原来的番号，重新恢复我们的师。那时，他们没有听取这个意见，因为德国人已经打到莫斯科城下了……不久前，我在一个文件里看到，现在又有一个一七六步兵师了。既然用原来那个番号又编了一个师，我想，他们已经把我们的旗帜授给这个师了。我给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写了封信，不过还没有回音。”他这样结束了自己的话，似乎认为向他过去的部下报告他所知道的这些情况，是责无旁贷的。 　　而事实上，谢尔皮林也确实认为，这是责无旁贷的。 　　这时，扎哈罗夫走了进来，他没穿军大衣，只在军便服外面穿了一件皮背心，他一跨进门槛就说：“我顺便来叫你一声。鲍依科说，你准备到他那里去。” 　　“是的，马上就去。”谢尔皮林从座位上站起来，握了握扎哈罗夫的手。“今天我还没有看到过你呢。”同时，他朝从桌子旁边猛地站了起来的塞金扬了扬头，说，“这是塞金大尉，是三年前和我一起从莫吉廖夫突围出来的。” 　　“尼基津到我这里来过，已经报告过你的客人的情况了。”扎哈罗夫跟塞金打了个招呼，接着说；“你们还没有谈完吗？你同意的话，我就在这儿听听……” 　　“既然你来了，我们就算谈完了，”谢尔皮林说。“本来已经过了时间。” 　　他站着，摇了摇电话机，叫辛佐夫到这里来。 　　“你已经看见过辛佐夫了吗？” 　　“看见过。” 　　“彼此认出来了吗？” 　　“认出来了。” 　　“你把塞金带去，”谢尔皮林看见辛佐夫进来，就对他说，“安排晚饭，让他喝上一杯。就算我陪着你们吃。吃完饭，用车子送他回去。你自己二十三点正再到我这里来。” 　　塞金行了个举手礼，向后一转，就跟在辛佐夫的后面往外走去，谢尔皮林朝他的背影看了看，说：“虽然他一直在搞地下工作，可对向后转要从左边转过去这一点，倒并没有忘记。过去我们还以为他已经失踪了。由于他保全了师的旗帜，应该发给他勋章。也许现在弥补还不算晚吧？” 　　“怎么会晚呢？”扎哈罗夫说。“这是我们职权范围内的事！” 　　“如果严格照条令办事的话，这不是我们的职权。” 　　“然而有你集团军司令这样一个活的见证人在，我们是有权授奖的。我们去对尼基津说，让他写一份呈请授奖的报告，我们把塞金列进第一批名单里去。” 　　“行啊。你去对尼基津说吗？” 　　“我可以去说。” 　　“我们到司令部去吧，已经超过约定的时间，我们要迟到了。” 　　“你就难得迟到这一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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