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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他受了撤职和降级的处分,被派到前线当集团军军事委员。但是,他还有希望,因为斯大林并不就此把他一脚踢开,而仍旧把他当作一个有用的人;比起这一点来,职位上的变迁也就而得微不足道了。

  他的职责缩小到只及过去的十分之一,但这个工作是斯大林亲自派他做的。因为发生了这个事件以后,只有斯大林能够决定怎样对待他。

  他知道,那些不喜欢和不了解他的人是怎样设想他的,他们料想今后他会变得谨小慎微,缩手缩脚。

  然而,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他仍旧保持着自己的本色。他来到集团军当军事委员,处在最不利的地位。可是他一到之后几乎立刻就直接写信给斯人林,报告他在前线看到的不正常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对他们的集团军,而且就整个战事来说,都是严重的问越。他写了,还提出自己的建议,其中一部分被采纳了。

  经过那次事件以后,斯大林不想见他。不能轻易地原谅他。然而他写给斯大林的信,斯大林看了,并已采纳了那些自己认为必须采取的措施。在李沃夫当了几个月集团军军事委员以后,斯大林又任命他为方面军军事委员。

  然而,在四三年,他突然第一次感觉到斯大林不再了解他了,总而言之,不象以前那样了解他了。

  以前他仗着斯大林对他的信任,认为自己有权对任何人都不信任。在这一点上,他看到了自己的作用,并且竭力争取发挥这种作用。他把自己对别人的不信任看作政治生活的准则,他不顾情面,把一切值得注意的事情,一切足以引起对某个人不信任或需要予以警惕或加强控制的事情,都向斯大林报告。

  他并不捏造反面的事例,但在收集事例方面却不遗余力,他认为不能把事例本身分成值得注意的和不值得注意的。因为任何一个所谓细小的事例,都能在一定的环境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如果一个人没有重大的、明显的缺点,那么必定有细小的、不明显的缺点。不可能不是这样。应当去搜寻和发现这些不明显的缺点,这种缺点也可能会造成危险。

  他在四三年初担任方面军军事委员以后,就急忙写信给斯大林,报告方面军司令的缺点,暂时还是所谓“细小的”缺点。

  两个月以后,他从这个方面军被调到了另一个方面军。事后他知道,方面军司令向斯大林告了状,要斯大林决定,他和军事委员李沃夫两人中间究竟谁留在方面军里。显然他们两人不可能在一起工作。

  在第二个方面军里几乎重复了同样的事情。他和司令之间找不到共同语言。这不是破题儿第一遭。在他的一生中,他和其他人也没有找到过共同语言。他没有想到要找,而且并不认为寻找共同语言是他的任务的一个部分。他只是孜孜不倦地汇报他在任何人的工作中看到的一切缺点、错误和违法乱纪的现象,还写信报告关于某些人自私的和不道德的行为,或者他认为是这样的行为。结果,五个月以后,他又被调到了另一个方面军。在这第三个方面军里,他和新的司令又无法找到共同语言,他们同时把问题提交斯大林,这一次两人都被解除了职务。

  一个半月以前被一分为二的那个方面军,是他待过的第四个方面军,而现在这一个是第五个。可是他本人却依然故我。他不让别人欺侮自己,也并不由于碰了钉子而变得聪明起来。他仍旧把自己认为应该写的一切都写信告诉斯大林,从不考虑后果。

  他不改变自己的原则,也不改变与人们相处的关系。不管在什么地方,他总是不和司令在一起,而是自己单独地生活和工作。他不去配合司令的工作,不给自己寻找安定的生活。他每到一个地方,就让别人明白,他既不纵容别人,也不宽贷自己。

  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完全应该的:无论如何不能失去斯大林对自己的信任,不论何时何地,不惜任何代价,都坚决不辜负这种信任。

  然而在战争年代发生的一切,越来越不合他的理想,他不能彻底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但他认为,这一切的根源是由于斯大林已经不再了解他了。怎么会不再了解他了呢?为什么在战争初期,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事情搞得很糟糕的时候,他似乎还能称职,而现在,尽管有许多缺点,事情进行得比以前好得多的时候,他倒反而不行了,不称职了!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他所做的一切,以前是非常需要的,而现在虽然也需要.但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吗?为什么现在上面对他送去的一些关于失职和不正常现象的报告,往往置若罔闻?这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从什么事情上开始的?

  现在回想起最近一年半来他所发生的一切情况,他很明白,甚至非常明白,写信给斯大林要求撤换方面军司令,并且还要在三个集团军司令中撤换其中一个司令,这件事现在对他可能包含着多么大的危险。

  他几乎从来没有完全信赖过任何人,现在在自己的内心忍受着不能向任何人倾诉的悲哀。他不明白,为什么斯大林现在对他的信任不如以前了,相反,对其他一些人的信任却比以前增加了,这些人尽管立过战功,通晓军事,但在政治上和他李沃夫比起来,却只是些初出茅庐之辈。

  这是什么原因?究竞发生了什么变故?

  现在如果退缩下来.那是个么简单啊!和所处的环境妥协,这中间包含着多大的诱惑力!给自己找一个借口,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既然不相信——一那就算了吧;既然不重视——那就算了吧。

  但他一贯鄙视这种思想,也鄙视把这种思想作为行动准则的人,因此,一想到这里,他就把拍纸簿移到身边,戴上眼镜,拿起铅笔,用自己粗大的字体在纸的上端写上:“呈斯大林同志”。

  他给斯大林同志的报告一贯是这样写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现在都是这样,——只写“呈斯大林同志”,不写名字和父名。称名字和父名——这是后来在晚一辈人中间时兴起来的习惯。而在他和斯大林的关系中,还保持着二十年代的习惯。那时候他刚开始和斯大林一起工作,在斯大林身边,向斯大林学习怎样工作。

  “呈斯大林同志”——他写了这样几个字,而在正文中又重复了一遍。

  “斯大林同志,我认为有必要向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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