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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


  “难道你不吗?”他说。他的目光穿过自助餐厅,注视着一个个身着白大褂的护士、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我不会喜欢明尼苏达,”他说,“那里大冷。”

  “但那所学校不错。”

  “嗯,不错,一所好学校。”他叹了口气。“一所不错的学校。”

  她为他感到遗憾,但又立即抑制住这种感情。他是自讨苦吃,而且不听她的劝告。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她始终没有允许自己对任何人说“我告诉你是这样的”,她甚至不许自己这样想。一是这样说没有必要,另外,这对她最关心的帮助本森一事来说也毫无益处。

  但是,她现在并不同情这位勇敢的外科医生。勇敢的外科医生是拿别人的生命——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生命——去冒险。一个外科医生损失的至多是他的名声。

  “好了,”他说,“我最好回研究室去,看看事情进展如何、你知道我的想法吗?”

  “什么?”

  “我希望他们杀了他。”埃利斯说完朝电梯走去。

  手术在下午七点开始。她从上面的玻璃观望台看着莫里斯被推进手术室,外科医生给他挡上遮布。手术将由本狄克斯和柯蒂斯主刀,他俩都是出色的整形外科医生,他们会像其他人可能做到的那样把莫里斯修整好。

  但当一片片消毒纱布从莫里斯脸上取下露出肉来的时候,看到的人还是吓了一跳。他的上半部分脸是正常的,只是显得苍白,下半部分成了红兮兮的一团,像屠夫手下的肉。要在这红红的一团肉中找到嘴巴真不容易。

  埃利斯在急诊病房已看到这情况,现在感到吃惊的是她,即使隔着一段距离也是如此。她能想象出更靠近时的效果。

  她站在那里,望着手术遮布盖到他身上和头部。医生已穿上手术衣,戴好手套,工具台已经到位,消毒护士已各就各位,整个外科手术的准备过程进行得有条不紊,体现了很高的效率。这是一种奇妙的过程,她想,它是如此严格,如此完美,以至没人会知道——手术医生自己大概也不曾考虑过——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同事动手术。这过程,这固定的程序对于手术医生具有麻醉作用,就像麻醉剂对于病人具有麻醉作用一样。

  她走近研究室时,看到一群记者把埃利斯拦在了大楼外面。他正在回答他们的问题,情绪显然不好。她听到“大脑控制”这几个字重复了好几遍。

  她略感内疚地绕到远处的一个入口,乘电梯上了四楼。大脑控制,她想,星期日增刊将就大脑控制问题展开讨论,各家日报也会随之刊登严肃的社论——医学杂志会刊登更为严肃的文章——讨论不加控制和不负责任的研究所产生的种种危险。她能够看到这一切的到来。

  大脑控制,天哪!

  事实上每个人的大脑都受到控制,大家部因此而感到高兴。世界上最有力的大脑控制者是父母亲,他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理论家们通常忘记偏见或神经失常或情感障碍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这些特性需要逐步培养。当然,父母们并个是故意伤害他们的孩子,他们只是反复向孩子灌输他们认为重要和有益的种种思想观念。

  新生儿就像等待编排程序的小计算机,不管教给他们什么,无论是糟糕的文法还是粗鲁的举止,他们样样都能学会。像计算机一样,他们没有识别能力,无法区分好的观念与坏的观念。有一种类比是非常贴切的:许多人都议论计算机的孩子气和咬文嚼字。例如,如果你能指示计算机“穿上鞋和袜”,它肯定会回答说袜子无法穿在鞋子上。

  所有重要的程序编制到孩子七岁时完成。它们包括种族观念。性观念、道德观念、宗教观念和民族观念等。陀螺仪已经设定,任由孩子们围绕其预定的轨道旋转。

  大脑控制。

  那些同社会习俗一样简单的事情又怎么样呢?遇上某人要握手怎么样呢?坐电梯脸朝前呢?从左侧超车?右手拿酒杯?人们为固定社会交往所需的琐碎习俗数以百计——去除其中的任何一种习俗,你就会引起令人难以忍受的不安。

  人们需要大脑控制,他们为大脑有控制而感到欣慰。没有控制,他们便会陷入无望的迷茫境地。

  但是,让一小撮人试图解决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失控的暴力——突然间引来了四面八方的抗议声:大脑控制,大脑控制!

  控制还是不加控制?何者更好?

  她在四楼走出电梯,在过道里与几个警察擦肩而过,走进她的办公室。安德斯在里面,他挂上电话,双眉紧锁。

  “我们刚刚开始出现转机,”他说。

  “哦?”她的烦恼在一阵期待中消失了。

  “是的,”安德斯说,“但是我真是该死,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事?”

  “本森的相貌说明及照片在城里散发,有人认出了他。”

  “谁?”

  “市政厅建设与计划处的一个办事员。他说本森十天前去过。建设与计划处存有城区内所有公共建筑的详细档案,而且他们还掌管着某些建筑法规。”

  罗斯点点头。

  “本森去核查一幢建筑的具体细节,他想核实有关电气的图纸。他说自己是电气工程师,还出示了一些身份证明。”

  罗斯说:“他家里的两个姑娘说他曾回去取了些图纸。”

  “大学医院,”安德斯说,“他有整个医院的全部线路系统的图纸。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八点钟的时候,她站着都在打瞌睡。她的脖子酸痛,脑袋发胀,她意识到她已别无选择——要么睡上一觉,要么完蛋。“假如需要我,我在地板上睡觉。”她告诉安德斯,说完便离开了。她沿研究室的走廊而去,经过几个穿制服的警察。她没有再去注意他们,她记得走廊里好像自始自终都有警察在场。

  她朝麦克弗森的办公室里瞧瞧。他坐在办公桌后,头斜靠在肩上睡着了。他的呼吸短促而不协调,听起来好像在做恶梦。她轻轻关上门。

  一个勤杂工从她身边走过,端着装满的烟灰缸和空咖啡杯。看到一个勤杂工做清扫工作,她感到奇怪。这景象在她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念头——事情有点不寻常,肯定出了什么她还不清楚的问题。

  这事情困扰着她,但她最后还是随它去了。她累了,她的脑子糊涂了。她来到一间治疗室,里面空无一人。她走进去,关上门,在检查台上躺了下来。

  她几乎是倒下去就睡着了。

  休息室里,埃利斯看着十一点钟新闻节目中出现的自己。他上电视一半是出于虚荣,一半是出于病态的好奇。格哈得也在里面,还有里查兹,还有安德斯警官。

  屏幕上,埃利斯眯眼望着摄像机,一边在回答一群记者的提问。麦克风死命朝他的脸上伸过去,他显得很平静。这很使他得意,他觉得自己的回答合情合理。

  记者们问了他一些有关手术的问题,他作了简明扼要的解释。接着有个记者问:“为什么要做这次手术?”

  “病人,”埃利斯答道,“深受间歇性暴力行为发作之苦,他患有器质性脑病——他的大脑受了伤。我们正在设法治好它,我们正在设法制止暴力。”

  没人能对此提出异议,他想。作为礼貌的回答,即使是麦克弗森也会对此感到满意的。

  “大脑受伤和暴力有关这种情况多吗?”

  “我们不知道这种情况多不多,”埃利斯说,“我们甚至不知道大脑受伤的情况多不多,但我们最乐观的估计是有一千万美国人有明显的脑损伤,还有五百万有不明显的脑损伤。”

  “一千五百万?”一个记者说,“就是说每十三个人中有一个。”

  真够快的,埃利斯想。他后来算出来是每十四个中有一个。

  “差不多吧,”他在屏幕上答道,“有二百五十万人患有大脑性麻痹,有二百万人患有惊厥性紊乱,包括ADL患者。有六百万人精神发育不全,可能还有二百五十万人患有运动过度行为错乱症。”

  “所有这些人都是暴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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